朱子语类·卷五十五·孟子五(5)

　　孟子之时，时君重士，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时君致敬尽礼而后见。自是当时做得个规模如此定了，如史记中列国之君拥彗先迎之类。却非是当世轻士，而孟子有意于矫之以自高也。因说孟子不见诸侯及此。僩。
　　至云：“看得孟子于辞受取舍进退去就，莫非天理时中之妙，无一毫人欲之私，无一毫过不及之病。如谓‘段干木逾垣而避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辞曰‘闻戒’，‘馈赆’，可受则受之，皆无一毫过不及，无一毫私意。”曰：“道理固是恁地。而今有此事到面前，这道理又却那里安顿？”至。
　　△公都子问好辩章
　　居之问孟子“岂好辩”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见诸圣贤遭时之变，各行其道，是这般时节；其所以正救之者，是这般样子，这见得圣贤是甚么样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阙齾处，得圣贤出来补得教周全。补得周全后，过得稍久，又不免有阙，又得圣贤出来补，这见圣贤是甚力量！直有阖辟干坤之功！”贺孙。
　　尧晚年方遭水。尧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晓。胡安定说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盖尧甚以为儆，必不是未有江河而然。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是不曾见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治黄河费许多力。黄河今由梁山泊入清河楚州。振。
　　问：“孔子作春秋，空言无补，乱臣贼子何缘便惧？且何足为春秋之一治？”曰：“非说当时便一治，只是存得个治法，使这道理光明灿烂，有能举而行之，为治不难。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见，及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说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某字，有甚微词奥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褒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在目，观之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犯耳。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问：“孔子所书辞严义简，若非三传详着事迹，也晓得笔削不得。”曰：“想得孔子作书时，事迹皆在，门人弟子皆晓他圣人笔削之意。三家惧其久而泯没也，始皆笔之于书。流传既久，是以不无讹谬。然孔子已自直书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与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某’，‘公薨于齐’，‘公之丧至自齐’，‘夫人孙于齐’，此等显然在目，虽无传亦可晓。且如楚子侵中国，得齐桓公与之做头抵拦，遏住他，使之不得侵。齐桓公死，又得晋文公拦遏住，如横流泛滥，硬做堤防。不然，中国为渰浸必矣。此等义，何难晓？”问读春秋之法。曰：“无它法，只是据经所书之事迹，准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犹有未是处，不是底又有彼善于此处，自将道理折衷便见。如看史记，秦之所以失如何？汉之所以得如何？楚汉交争，楚何以亡？汉何以兴？其所以为是非得失成败盛衰者何故？只将自家平日讲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见。看春秋亦如此。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子细斟量考索耳。”问：“胡文定春秋解如何？”曰：“说得太深。苏子由教人看左传，不过只是看他事之本末，而以义理折衷去取之耳。”僩。
　　孟子苦死要与杨墨辩，是如何？与他有甚冤恶，所以辟之如不共戴天之雠？“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才说道要距杨墨，便是圣人之徒。如人逐贼，有人见了自不与捉，这便唤做是贼之党。贼是人情之所当恶。若说道贼当捉，当诛，这便是主人边人。若说道贼也可捉，可恕，这只唤做贼边人！贺孙。
　　问孟子“好辩”一节。曰：“当时如纵横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盖他只坏得个粗底。若杨墨则害了人心，须着与之辩。”时举谓：“当时人心不正，趋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辟之，则圣人之道无自而明。是时真个少孟子不得！”曰：“孟子于当时只在私下恁地说，所谓杨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后世却因其言而知圣人之道为是，知异端之学为非，乃是孟子有功于后世耳。”时举。
　　因居之看“好辩”一章，曰：“墨氏‘爱无差等’，故视其父如路人。杨氏只理会自己，所谓‘修其身而外天下国家’者，故至于无君。要之，杨墨即是逆理，不循理耳。如一株木，顺生向上去，是顺理。今一枝乃逆下生来，是逆理也。如水本润下，今洪水乃横流，是逆理也。禹掘地而注之海，乃顺水之性，使之润下而已。暴君‘坏宫室以为污池，弃田以为园囿’，民有屋可居，有地可种桑麻，今乃坏而弃之，是逆理也。汤武之举，乃是顺理。如杨墨逆理，无父无君，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便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此孟子极力辟之，亦只是顺理而已。”此一段多推本先生意，非全语。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