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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华校舍从多是有钱人聚集的半山区移往代表市井文化的深水埗，受访学生因而难得地经历到不一样的校园生活，她们能够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比起其他年代的英华师姐也较丰富。在这个层面上，电影最重要的是呈现这班学生身处截然不同的环境下复杂且真实的一面（与之相对地，这样做有可能会影响到当事人和学校的形象，此亦为纪录片的一大难处），绝非出于维护学校优良名声的立场而隐恶扬善。 若从拍摄团队的角度而言，电影实际在宣示导演张婉婷的强烈在场。摄影机选择打破纪录片「客观中立」的一般性原则，多次以提问、入镜参与等方式主动介入受访学生的校园、家庭生活，甚至私人领域，这是张婉婷团队急切地想要了解千禧世代，与同校师妹进行交流的重要途径。虽然有助于导演直接呈现学生们在课室、学校与家庭之外，不加修饰的真我，但是当女孩们进入叛逆期后，却开始对摄影机的频繁过度介入感到厌烦，试图躲避甚至阻止后者的「进逼」。 这也是我觉得全片最有意思的一部分，受访女生对导演手握摄影机的权力提出抗议：你有权拍我，我也有权说不。与此同时，经由学生之口，纵然纪录片也无法摆脱的「虚假」、「表演」性质得以暴露，有受访者就直言，不愿在镜头面前做一个乖学生；无日无之地跟拍她们的私人生活，连玩乐亦像在被人观察，没有一点自由，是否又契合电影捕捉真实的初衷？ 张婉婷团队与有抵触情绪的受访女生之间的对抗与张力不断挑战着纪录片的伦理，一边是急切地想要知道学生们在想什么，尝试与之沟通的大人目光，另一边则是担心自己宝贵的私人空间和时间被剥夺，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捍卫权利的年轻人。拍摄与被摄方（某种意义的代际矛盾？）在影片中段关系一度变得紧张起来。 电影后半部分，可以看到张婉婷团队变更了拍摄策略，选择成为学生们倾吐心事的「树洞」，导演依然以经过声音处理的「发问」强调其在场，但很明显其中的对抗性降低了不少（也有可能是受访女生年岁渐长变得稳重）。张婉婷看来是找到了与受访的女生们进行沟通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充当她们成长路上的聆听者，而不是扛着摄影机擅闯私人领域的入侵者。 《给十九岁的我》记录了受访学生们2011-2021年的成长历程，而这又是香港社会急剧变化的十年。电影的宣传语为「见证少女成长，共渡社会变迁」（見證少女成長，共渡社會變遷），2012年，校方认为年轻人的声音应该被聆听，师生同舟共济；2014年，几名受访学生仍能与同为英华校友的退役女警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谈。但到了2019年以后，社会撕裂程度之深，当初立志成为警察的Madam，进入大学后终抵受不住旁人的异议和批判声音，无奈放弃坚持多年的梦想。 英华新校舍亦于该年顺利落成。 在创作环境愈发狭窄的当下，张婉婷碍于审查压力，只能对这十年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轻轻带过。不过张婉婷在一次映后谈对片中的敏感片段通过电检审查感到相当幸运，并表示她的原则就是不要自我审查，怎么也得「搏一搏先」。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电影因为种种不可言说的外部阻力，无法明说学生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那么又如何达到「共渡社会变迁」的目标呢？张婉婷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以「人」为本位，透过拍摄团队与受访学生长期的朝夕相处，捕捉成长过程中遭遇的迷惘、痛苦与挣扎，以及敏感细腻的情绪转变，充满生命力的「她们」俨然是张婉婷向我们呈现的2010s香港： 一方面，它被各种不可见的情感力量与强度所围绕；另一方面，「时间」在这群受访女生身上回荡、流淌，影响并见证着肉身和思维的成长，最终这些处于不同时期、不同时刻的女性群像得以在银幕上留存，组合成指向永恒的影像晶体。 「我们看到的，不过是永恒的一个片段」，对告别青春的少女们如是，对走过这十年的香港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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