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倾斜着下的雨夹雪！”戴伊喊道。戴伊指的是我的副手丹妮尔·克拉奇菲尔德（Danielle Crutchfield），事情没按计划走时，也跟我一样会被邮件轰炸。
电视上，雨夹雪正不停地拍在贝拉克·奥巴马的脸上。这远比下雪要糟糕得多，可以说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我们（惊恐地）看着电视上的活动进入尾声，奥巴马把手伸向了雷吉。我们刚把电视关了，我的电话就响了。
“艾丽莎，我是奥巴马。”
“嗨！”我答道，头已经埋到了桌子上，准备好接受我理应接受的一切。“活动看起来太赞了！你听说麦凯恩议员取消了所有活动，对不对？他看上去完全就是个老头！”
“艾丽莎，你现在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接下来打算说什么，但我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在我办公桌旁。”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应该不错。”
叮！
选择保留切斯特市的活动——是我的决定——通常会导致类似的对话。但是我们都知道到了十月份的最后一周还放慢行程进度是不可能的。另外，奥巴马这人也不记仇——等到我们在总统选举日当天见面时，他脑子里想的肯定不会是这件事。
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好为自己的选择申辩，不管是对我们自己（有时这是最难的），还是对我们的同事或者家人。要想人们不再相信你的决策能力，最快的一种方式就是推卸责任，耸耸肩或者畏畏缩缩。所以，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决策者并且最后能说明自己的选择的合理性，这可以定义你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个决策有点像我七年级的时候在运动会那天决定使用亮发剂，尽管那时我妈特别强调让我别用：两个决定都是一开始有点痛苦，但长期来看，是有用的。切斯特市活动的失误之所以值得提到，不仅仅在于我们戏剧化的一个小故事。一周左右后，我们赢得了大选，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在内的28个州的选票都领先。第二年，《纽约时报》的摄影师戴蒙·温特（Damon Winter）拍摄的大选照片获得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就包括在切斯特市活动中拍的一张照片。尽管当时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拿这个调侃了我一段时间，但温特的获奖也验证了当天包括奥巴马在内所有人的感受。这成为了我们最喜爱的瞬间之一。砸在他脸上的雨夹雪是这些照片中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而我的一头金发也保持到了今天。
***
我第一次走进白宫的大门是在奥巴马正式上任和我正式在白宫工作前一个月。我将成为负责总统日程安排和执行的助理——和我之前做的工作差不多，但要复杂50倍。总统助理是白宫内最让人觊觎的职务，任何一届总统的助理都只有20～25个。而在历届担任过此职务的人中，我如果不是所有人中最年轻的一位的话，起码也是女性中最年轻的一位。
戴伊和我在驯鹿咖啡馆（Caribou Coffee）外下了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大道上慢悠悠地走着，两人追悔着过去三个月：每天早餐吃加肉的贝果三明治，这已经不是偶尔的例外，而成了常态。内心惶恐，身体上的不适和精神上的紧张焦虑都快把我压垮了。
我们抵达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Eisenhower Executive Office Building）前的大门后，出示身份证，警卫说我们那天的会议不在那栋楼里，而是在白宫的西翼办公楼（West Wing）。我们试图说服警卫是他弄错了，但事实上不是他弄错了。过了安检之后——我们再次迫切地出示身份证，蹒跚着过了安检仪器——我们一路手拉手，经过记者们做外景报道的白宫北草坪“圆石滩”，进入西翼办公楼的接待处。海军战士为我们开的门。我们环顾四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我们当成别人，不过我们还是径直往前走。（再给一条好建议：要表现得跟自己就是这里的人一样。）
西翼办公楼接待处的队排得真长——感觉你办公室外的等候室就像是一个博物馆。国家首脑、外交官、名人及一些积极分子都是从这个通道通往西翼办公楼开会或者见总统。当时正是圣诞节前一周，所有的节日装饰都布置好了。在等人的时候，我们聊了会儿圣诞花环、圣诞树和一些装饰品——都一如既往地漂亮。我们是要去见布什总统的幕僚长乔希·博尔滕（Josh Bolten），他想欢迎我们入主白宫，并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向他了解的。此外，我们也想知道很多问题，比如：“现在呢？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