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以为和总统一起出行是一件好差事——奢华的服务、大吃大喝、美味佳肴。其实并不是。每一站通常是待一到两天左右——并不是度假，顺便再和几个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一些非正式会晤。每个人都在工作，努力协调外交工作，想着接下来要做什么。大家都忙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吃饭——有时候你甚至一整天都吃不上饭。
我和总统先生同行的最后几次行程之一是2014年的欧洲之行。我们在欧洲待了大约一周，去了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和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在罗马共进午餐前，还快速绕道去了一趟梵蒂冈见了罗马教皇方济各。一张我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沙发上睡着了的照片就充分说明了当时我们的感受——疲倦。
和教皇见面的当天早晨，也是整个旅程最令人激动的一部分，我下楼去酒店的餐厅喝咖啡。我原本没打算吃东西，但在虚弱的一瞬间，我还是吃了点鸡蛋——因为我发现我可能要等到晚餐才能再吃东西了。
很不幸，吃鸡蛋对我来说并不是个明智之举——我有肠易激综合征（IBS）。而且在我焦虑或者有压力的情况下，症状更严重。和总统先生一起出行，我必须要学会在非常重要的情况下要控制好别腹泻拉在裤子上。一般在国外，你总会想吃当地的食物——我病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Raffles）吃了蓝绶带法式鸡肉卷。我的肠胃不能很好地消化鸡蛋。
我为什么要点鸡蛋呢？我也不知道。那是个冲动的决定。我当时马上要进入当副幕僚长的最后一个月了，于是放松了警惕。在菲瑞尔·高娃斯理（Ferial Govashiri）——我们也叫她“菲”，她是奥巴马的私人助理和我的前室友——帮苏珊·赖斯（Susan Rice）别头纱的时候，我的胃就开始响了。
“艾丽莎，”菲瑞尔问道，“你早餐吃了什么吗？”菲瑞尔很了解我的消化问题。我告诉她我吃了鸡蛋和咖啡。她非常失望地看着我。
我们到达梵蒂冈时，我就开始流汗了。如果你之前从没去过梵蒂冈，当我说感觉就像在电影《达·芬奇密码》中一样，你会觉得我说得很没说服力，但是相对于梵蒂冈的神圣庄严来说，这是我能用上不带宗教意味的最佳比喻了。那里的画、建筑——你都不需要是天主教徒就能发现这简直美得不可思议。可不能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犯消化系统毛病啊。
奥巴马总统被安排和教皇方济各在非公开场合会晤，高层官员安排的是半公开场合。我们走过一些正式接待室，然后在华丽的走廊上列队等候（约翰·克里、苏珊·赖斯、我以及丹·法伊弗（Dan Pfeiffer）——奥巴马的战略和通讯高级顾问，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时候我需要盘算一下。对我来说什么更重要？我要不要跟谁说一下我可能要在梵蒂冈腹泻了，从而寻求帮助？还是说我要闭嘴，然后可能默默地拉在自己身上？哪个是相对不那么糟糕的选择？我不知道奥巴马在里面还要待多久，我也不想错过这次进去见教皇的机会——你去教皇的房间迟到可不好。我试着向消化守护神祈祷——实际上确实有几个能减轻胃疼的守护神——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安心。
我还是跟人说了。我在白宫工作了这么久，大部分高层官员都知道我有肠易激综合征；有一次我还甚至让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在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的皇宫内帮我守厕所门，走廊另一边还有两名阿富汗警卫在玩牌、抽烟。这种事真的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你跟别人说：“是这么一个事，我可能要在这架直升机上方便了。”如果他们在之后不躲你，那你就拥有了一个一生的挚友了。
团队立刻行动起来，但他们在那栋楼里找不到卫生间。我吓坏了：总统先生与教皇的会面马上就要结束了。
最后，一个基层员工给我从医生那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他们有最强效的治腹泻的药。
坏消息是：到处都找不到可以喝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