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共和党决定夺回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为此，他们开始了一场后来称之为“共和党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的运动。“共和党革命”旨在团结共和党，找到一个比尔·克林顿的替代品。革命宣言由众议院少数党党鞭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和另外一个叫迪克·阿梅（Dick Armey）的人共同撰写，借鉴了前总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85年国情咨文中的部分精华，宣言被称为“与美国人的契约”。这份宣言概述了共和党如果在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会有什么作为。他们的作为：将主要为底层阶级、女性、少数群体设置或者维持障碍。（他们的目的表达得非常清楚——“契约”的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叫作“个人责任法案”[32]。还有一个《家庭巩固法案》[Family Reinforcement Act][33]，再加上打击犯罪。）纽特还为此在全国巡游进行宣传。
当我还是佛蒙特大学的一名18岁的大一新生时，虽然我的家人并不是超级热衷于政治，但我还是感受到了1992年中期选举的热情，甚至还想过要去参加比尔·克林顿的就职演说，不过我还是不太敢大老远跑去华盛顿特区。更重要的是，我特别容易受影响。虽然，从小父母就让我独立思考和行动，但我还是经常会因为朋友都在做某件事而跟着做——真的不是为了装酷，而是因为我好奇，想要尝试。所以就在宣布纽特要来柏林顿（Burlington）推进“与美国人民的契约”运动时，我宿舍的一群人说他们要去抗议，我的反应就是：好极了，我也要去。
佛蒙特大学以自由派著称，虽然佛蒙特州也培养出了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总的来说也并不是满大街都是社会主义人士。有一百来人去听了纽特的演讲。我们去了市中心活动会场外，等着开始我们的行动。
活动结束后，纽特回到车里准备离开，我们开始往前挤，挥舞着拳头大喊着口号。随着他的车在人群中缓缓移动，我也被挤了进去，接着我就做了一件感觉很自然的事：我跳到了车的引擎盖上。
虽然我之前内心很矛盾，但现在感觉真是太让人兴奋了。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大一学生，站在卑鄙的纽特·金里奇的配有专车司机的车上，想创造一点政治影响力。我在上面刚站了几秒，就下来了，让别人轮流站上去。我感觉自己就是全世界最酷的人。
遗憾的是，一群自由派大学生，跳上车引擎盖，并没有对“与美国人民的契约”运动产生什么影响。共和党在众议院赢得了54个席位，四十年来第一次成为多数党，并在参议院也赢得了9个席位。第二年，纽特成为众议院议长及《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
不管怎样，我还是对这样的活动上瘾了。这可能也是因为这次行动没给我惹上任何麻烦——总而言之，这是一次风险很小的抗议——不过也可能是上天照顾。那次活动让我觉得参与政治很容易——也很有趣，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要再去做类似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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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并没有多少人会为了给一些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跳上某个有争议的政客的车上，但我一直都是想做什么就会去做的人。我很高兴——也很幸运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如果我可以选择出生的年代，我觉得可能会是60年代初，这样我就能在1978年跟着“感恩而死”乐队巡回演出了。那年夏天，“感恩而死”乐队在丹佛市区外的红石露天剧场（Red Rocks Amphitheater）演出，而且据说（我表示赞同）他们将“红石剧场原有的精神进一步升华了”。我很爱听这些演唱会。
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不太想离我实际成长的年代太久远。20世纪70年代，大家都还挺淡定平和的。我不想过于怀旧，更何况当今社会还有那么多好处——妇女权利、谷歌地图，但我觉得“当年的日子要简单朴素一些”的说法在很多方面是对的。不管别人怎么跟你说科技和社交媒体如何让我们与现实脱离，说的可能都是对的，但我认为所有这些言论都可以归结于人们没有那么淡定了，一切都以目标为导向。大家都知道自己可以拥有什么或者相信自己理应拥有什么；都清楚哪些事情可能会出问题。这样清晰的目标会让很多事——约会、找工作，约一个你工作中遇到的人，为美国总统规划一次旅行——变得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