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大战和战后(10)

    一九二一年春和初夏，福克纳将他叫做《春色》的另一本书“用钢笔写成印刷字体”。由于爱斯蒂尔回来作第二次访问，在他们漫步时，他需要诗歌朗诵，在她离别时，他需要赠给她一本书。字写得漂亮极啦，但是随着夏季的消逝，他心烦意乱、落落寡欢更厉害了。眼下，生活和诗歌似乎都凝滞了。早先，斯塔克·杨表示愿意在纽约给他找个工作。秋天，他住在格林威治村，在第五街和四十三街拐角处的道布尔德·多兰书店里工作，书店老板是依丽莎白·普劳尔。虽然他很快就讨厌这项工作，可是他乐于卖书，干得也不错。他也喜欢摆“他生活中的悲惨故事”。他显然跛脚，走路时拄根拐棍。有几个熟人得到这样的印象：他喝得烂醉，在大战中他的头部以及腿和屁股都受过重伤。其他的人们则有一种模糊的认识，认为他忍受着精神上的创伤，虽然他们推断，他还不是完全克服不了。可大多数时间，他是飞在心里。他被画家们和作家们团团围住，有这些人在，他感到高兴，他自己默默无闻而又孤身一人，他也觉得舒心。他不受干扰，开始写诗少了，写小说多起来。然而不久，他发觉自己又受到妨碍。虽然写诗不再象以前那么多，可写小说不象预期的那么顺利。几个月来，他的心神不安，使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在那里担任了他曾经最不可能担任的工作。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斯通干的。斯通为自己的被保护人远在他乡，投入陌生势力之中，于着毫无目的听人摆布的工作，心里感到不安，他安排福克纳在这个大学的邮政所担任所长，并劝他接受这个职务。”我强迫比尔结束了自己的谢绝和拒绝，接受这个工作，”他后来说，“他当了世界上曾经见过的最要命的邮政所长。”假若斯通劝他担任的理由是明显的，那么福克纳缄默的理由则不明显。“这件事一直使我们都惊讶不已，”他的兄弟穆里说“正如人们所说的，这儿有一个人对邮件毫无兴趣，连他自己的邮件都从来不看，却被郑而重之地任命为别人邮件的保管者。”但福克纳现在已经二十四岁，虽然他和他父亲的关系缓和了，可继续依赖使他感到难堪。自他从战争回来已三年有余，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表明，他能靠写作维持生活，他也讨厌干零活。他在一个小邮政所工作，可以自食其力并且仍然可以支配他自己的时间。

    已知他对这项工作的看法，这项工作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不便。他感到不安定时，就干脆关掉邮政所的门，走山到树林中去或者到高尔夫球场去。在炎热的日子或雨天，他留在工作岗位上，读书或与朋友们玩牌，其中的一两个人是他雇佣来干零活的职员。他认为是重要的邮件，亲自定期进行处理；他认为不重要的邮件，诸如大学的公报和目录等，他就堆在几辆大车里，当心绪来临时，火速发出或递送；他认为是零碎废物的邮件，就干脆扔掉。他将比较有趣的期刊放在邮政所后面保存数日，他在那儿设了一个阅览室，供邮政所长及其朋友们欣赏。

    邮件虽是个小问题，邮政的顾客们却逐渐认为是个大问题。时间不正规、不可思议的拖延、稀奇古怪的损失引起了非难，对公仆的态度也有烦言。福克纳对朋友们迁就，对熟人彬彬有礼，对闯入的陌生人则粗里粗气。大多数责难暂时还是非正式的、善意的：有一个学生刊物拐弯抹角他说，邮政所长的格言是“决不将邮件积压起来”，而办公时间为每星期三十一点二十至十二点。终于不满超过了公众的忍耐限度并战胜了官方的冷淡态度，迫使进行一次调查。但在这期间，结果是三年，福克纳稍为挣了点钱。不久，他买了一辆汽车，这使他易于安排同菲尔一道郊游和与女人们一块儿秘密乘车游玩。

    从纽约回来后的三年间，福克纳继续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作品——几幅画、题为《山》的印象派的一篇小品文和几篇评论。一九二二年六月，他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肖像》的一首诗。那是一个声誉同益著称的小杂志。但随着唯美主义吸引力的消逝，他的写作开始变化。不久，他更多地修改诗歌，野诗较少。虽然他的第二眷诗集《绿色的枝条》在一九三三年发表，其中的许多诗的时间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的，肯定没有一首诗是在一九二六年以后写的，他的诗歌创作慢下来的时候，他的评论的创作则崛起了，其中包括对W·A·培西及康拉德·爱肯这样的诗人、尤金·奥尼尔这样的戏剧家们和约瑟夫·黑献梅尔这样的小说家们的评论。和这些年的诗歌与绘画不同，这两种作品表明进展小，评论从事的问题是他几年里不断地予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