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大战和战后(6)

    他回来后几周里，树立了坚持几年之久的生活方式。他时而回来，时而离开奥克斯福，扮演的角色也变来变去，有时把自己扮演成他那显赫的祖先和叔父的不肖亲属、有时扮演作纯洁无疵的花花公子，有时扮着邋里邋踏的放浪于形骸之外的人，但几乎经常扮作“诗人”和醉汉。少数人瞧见他醉了，几乎人们都注意，他似乎喝了多少。他以酒浇愁是由于失恋或在大战中受到的创伤，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忧愁比实际的遭遇更甚。他嘴上胡子巴叉，这使人想到，他虽然曾经是个孩子，而且仍然是少年，可是他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尤有甚者，这使人想起，他尚未完全度过的一种可怕的稍觉神秘的折磨。

    福克纳拥有“诗人”的头衔，这是斯通给传播开去的，他恢复了阅读和听故事、画画与写作。可以说，写作尚未变成一种持久的抱负，一种迷恋的活动，每天起床就干的某种事情，从而使他从病状与恐惧中解救出来。但是写作正在变成他摸索的一种主要方式和他长期进行自修的一个新的园地。后来他讲到自己写的所有小说都为“自己也在其中”的：“我一再地讲述同样的故事，这就是我自己和社会的故事。”在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用诗歌来表现自己也在其中的社会。受到菲尔·斯通的鼓励，他不仅读叶芝和其他现代主义者的作品，而且也读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叶的法国诗歌。他一边读，一边开始改写、翻译和写作。一九一九年春天和初夏，由于爱斯蒂尔很快就要来看他，他写作越来越多。在这些月份里，他用八音节双行诗的形式创作了一首长诗，叫做《大理石牧神》，这成了他的第一部书，虽然这部书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才发表。也是在这些月份里，他发表的第一首诗《大理石牧神》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六日的《新共和国》杂志上披露。

    结果是，爱斯蒂尔在那儿与他共享胜利的欢乐，她于六月到达，一直呆到九月，她看了自己的娘家，夸她的第一个孩子，名叫维多利亚的女儿。因为她的丈夫留在火陆鲁鲁他们的家里，爱斯蒂尔可以长时间自由自在地与福克纳在一起消度。尽管福克纳愁思绵绵，可他仍然主要为她而写作。他举世瞩目的诗歌创作的第一时期正是她一九一九年首次来访的时候；其第二时期他写了好些诗，其第一首诗题为《春色》，则正是一九二一年春她第二次来访的时候。她第一次访问结束时，他赠给她一卷斯温伯恩的诗集，他曾经一直读着这本书，末了还写上情深意切的题词，她将这书带到火陆鲁鲁之前已将题词撕去。在她第二次访问结束时，他赠给她一本自己的诗集，这本书是将他一直在写的诗汇集而成。

    几年后，福克纳的兴趣已经转向小说之后，菲尔·斯通怀疑“是否他最初的抱负是要作一个诗人与我对他的希望是一致的。”的确，斯通最羡慕和影响于福克纳诗人，并且还大大延长了福克纳在诗歌方面的献身。他向散文方面的转变，除其他原因外，就是同斯通的疏远。但是使福克纳成为诗人是他同爱斯蒂尔的关系的思想，这比斯通的鼓励作用更大。他的一生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写给某个女人或为某个女人写作的男人。一九二五年四月，他的兴趣正完成其向小说的转变，他在《两面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他对诗歌有兴趣“是为了追求女性的不同伎俩”，这表明，女人对这种战术是脆弱的，因为她们不是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感兴趣”，而是对于“为艺术家的缘故对艺术”感兴趣。对于记述福克纳早期事业有一定价值的《从初期到后期的诗篇：人生的旅程》至少有一个优点：它使人想起福克纳关于同爱斯蒂尔的关系的思想已经成了他的非常独特的风格。在一九一九年的诗歌中，这个方法已很好地在运用。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追逐他的情人通过“歌唱似的树林”，赞美她那“淫荡的??膝盖”，凝视着“她旋风似地舞蹈”，最后他俩一块儿“手挽着手”漫步。虽然他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愿望走着/直到那宁静的子夜，”还不待他那不可名状的愿望消逝，骤然间“一个巨大的钟被敲响了/钟声一落，他们就酣舞起来。”在《大理石牧神》中，诗人的不满意更深，他唱着反对束缚他命运的羁绊的一首歌曲《囚徒之梦》。他的愿望一部分是罗曼蒂克的情人，一部分是所谓的牧神的信徒，实际上他为他们而久久不得解除痛苦。被判处坐着凝视，沉思和怀念，他知道自己注定“叹息，为他知道然而他又不能”知道的“事情”而苦恼他的哀愁无边，不仅为梦想着和失掉了的事情而哀愁，而且也因为他不能理解限制他的种种力量。尽管他“发问”，然而他不能知道“个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