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大战和战后(11)

    他在一篇评论中引用塞恩·奥凯西的短诗，这诗描写戴了主教冠的主教们拒绝接受天堂的公开审讯，他们想瞧瞧围着金光灿烂的围脖漫步的海伦夫人。后来，他把这些诗行加以改写使用，第一次用在《绿色的枝条》的第三首诗中，然后用在《村子》和《大宅》中。在另一篇评论中，他想知道他所直接熟悉的这个地区和几种方言能否在文学上使用和“一个有才华的人”是否不能找到“充分施展才华的地方”。然而在另一篇评论中，他清楚地表示对唯美主义的怀疑，这已在改变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思想。他已将约瑟夫·黑格献梅尔的一些小说与生活的贫乏，甚至特别与“性的折磨”联系了起来。生活的贫乏就是害怕生活，害怕人以其悲哀的躯体冒着机遇与境遇的危险而奋斗。他继续将黑格献梅尔的著作与对济慈和福克纳的每个读者所熟悉的形象结合起来，不过稍加掩饰而已。他写道，《琳达·康登》“不是一部小说。它更象一块漂亮的起绒粗呢：永远超越时间概念的、在沉寂中其意向受到抑制的几个令人难忘的人物”。福克纳继续写道，不是围绕着他们塑造生活，黑格献梅尔的几个人物“象傀儡，采取优美然而没有意义的姿态以应付作者的强制。”

    福克纳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对黑格献梅尔的小说的评论在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其中包括它对《大理石牧神》的寂静的花园和《牵线木偶戏》的几个哑剧角色引起的注意。然而在这种唤起的语调中，判断与同情相融合。这表明，福克纳在自我介入中发现自我批评的可能性。他在一篇说明问题的陈述中说：“人们可以想象，黑格献梅尔自己在《琳达·康登》中就象在一个寂静的避难所出现一样，在那儿年岁不能伤害他，世界上的谣言送进他的耳鼓只象那遥远的微弱雨声”——甚至他向后看的时候，也是瞻望着未来。昆丁·康普森为了避开噪音和臭味对自己的干扰，他出现查尔斯河的“秘密的浓荫里”。福克纳在一九三三年创作《声音与愤怒》时，（几年后他写完了此书），将它描写为自己所作的一个花瓶，因此他能逃避到里边去。他接着说，虽然“我想，我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不能永远住在里边”。一年前，在一九三二年，他描写盖尔·海陶维尔以其天职为神学院的牧师的身份，试图在教堂里找一个类似的隐避处：“他相信他听见了似乎对他的叫声说，他能看见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生活，完整并且从各方面看都是完全而不可侵犯的，好象一个典雅而尊贵的花瓶，人在其中可以获得新生，受到庇护而不致遭到生活的刺耳的风暴的袭击，并且死得也是那么平静，只有那周围的风的遥远的声音。”

    对黑格献梅尔的评论所指出的这个死胡同也在《士兵们的报酬》（一九三六年）有所表现，福克纳在这部书里将马格丽特神与比尔德斯奈的绘画的控告结合在一起，具有颓废主义的特殊风格。这个死胡同里充满了一些“耀眼的林木和不可恩议的洁净的泉水。”然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虽然他已发现诗歌对于他是多么荒谬和不可想象，然而他还没有决定用什么来代替诗的位置。只是在题为《走上幸福之路》（一九一九年）的一篇不足取的小说和题为《山》（一九二二年）的一篇短文里才预期着一篇实验主义的散文，他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新奥尔良开始写此文。与此同时，他必须依靠诗歌创作。一九二三年六月，他将《春色》的改写稿投给波士顿的四海公司，将题目改为《俄耳甫斯及其他》（诗集）。四海公司不愿意发表诗而不要津贴，这在福克纳是受不了的，该公司将稿迟了回来。福克纳垂头丧气，又愤怒，说：“假若他们需要一本值得回忆的书，我的的确确是愿意写的。”但是实际上，他读小说和改写诗，在一九二三年，他啥也没有发表。一开春，他受到斯通彭励，提供了《大理石牧神》书稿。四海公司又要津贴，但是这次福克纳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的第一部书出版了，这部书是献给他母亲的。

    在邮政所危机高xdx潮中，“对无用的伯爵福克纳普遍加以轻视”，《大理石牧神》的出版表明是出乎意料的。九月，福克纳收到通知，官方已经控告他，玩忽职守，“对邮政顾客们冷淡和损坏邮件。他知道控告是真的，恨这个工作，需要离开，他决心等候审查。一个调查者来了，他表示松了一口气。“你知道，我的整个一生大概都会对拿了钱的人唯命是从。”他说道，“对化两分钱去买一个图章的每个婊子养的，我决不再唯命是从。”因为他和这个调查者关系处得好，兼之福克纳家族的人们有声望，允许他辞去邮政所长的职务。他很简单地就辞去了当地校工服务员队长的职务，这主要因为他醉酒的名声已经使当地大多的牧师们耳有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