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一九五○年 黑暗的年代及以后(15)

    暮春来临，还看不到结果，他的忧愁加深了。经营农场、泛舟和骑马都不能给他带来欢乐，甚至当写作进行好的时候，他也觉得写作“并不真正令人满意。”“他需在四月再去散步一天或一个小时。”和约安在一起，他感到年轻、纯洁而又痴情；没有了她，他感到到处都是凋零不堪，勾起他愁思如绪。不久，他似乎觉得甚至已经丧失了写作能力。他告诉金·戴温，他坐在他罗万·俄克的书斋中时，老望着窗外，“过去有许多天，我坐着，望着这个窗外，知道我在写作。‘如今，我坐着，望着这个窗外，知道我没有写作。’”他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文学和艺术学会，告知收到了豪威尔斯奖金，其语调显然是忧伤的。早先，他曾翻阅过他一生中写作的一本一本的书，感到每一本都是不完善的，但是他觉得“总是有另一本书要写。”“以后，有一天我是五十岁的时候，回头再去看它，我断定它非常好，于是霎那间，我认识到，这是最坏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现在差一点点就到了这样的时刻、瞬间即：夜晚、黑暗和长眠：我将把一切永远丢开，我的苦恼和辛苦已然过去，我也不再会有任何烦恼了。”

    当约安犹犹豫豫，福克纳闷闷不乐之际，爱斯蒂尔却怒火中烧。如今她面临着的甚至不如她曾经准备对梅塔·杜赫蒂作的非所情愿的调整，约安只比吉尔大几岁，孟菲斯离奥克斯福是太近了。爱斯蒂尔感到忧虑和愤怒，试图写信去阻止并与约安的父母接触，她自己太苦恼了，以致不能使这两个勾结者感到不便。福克纳为了平息爱斯蒂尔，曾经讲到放弃的问题。但在四月份，他又加以否认或者失掉了控制，他又要出去走走。他仍然盼望和相信“不是在花园而可能是在树林中的”某些田园诗，并且依然宁愿无端发愁，他继续努力平息爱斯蒂尔的怒火并重新燃起约安的热情。

    夏去秋来，僵局继续着。约安、爱斯蒂尔和福克纳似乎都不能作出决定性的行动，于是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清晨，电话铃响了，信号长时间中断。这个电话来自纽约，它宣布了一九四九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受奖者，承认福克纳“有影响的和独创的艺术贡献。”一些时候以来，福克纳就已知道，他在美国的声誉不如在欧洲的声誉。“为了在法国土地上的青年们”济安·保罗，萨特曾经告诉考莱说，“福克纳不是一个神。”有几次，谣言特别把他的名字与诺贝尔文学奖联系起来。一九四六年三月，他的瑞典文翻译者之一索尔斯登·约翰逊曾经预言，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一九四九年秋，没有宣布这个奖。可是谣言却更多而且更明确。一九五○年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福克纳曾对邀请他参加《入侵者之死》的影展作了答复，如今又重复这个咎复；它是一个很好的荣誉，他很感激，但是他宁愿呆在家里。家庭、朋友们和国务院的使者们的要求都归失败了。这时，爱斯蒂尔又一次想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她求助于她那不热心的女儿，吉尔又说服她的父亲不仅要去，而且还带她去。她正在一个高等学校上高年级，她从来没有到过欧洲，她要求把这次旅行作为对她毕业的礼物。

    福克纳同意去了，但是在他安排的动身时间之前几天，他不断地饮酒，几乎使这次旅行告吹。他终于上了路，他描述自己被告知要去尽自己随义务时，“该死地病了而且感到疲惫。”但是这终归是他最需要去尽的一项义务。“我要去，”他对美国驻瑞典大使说，“做这件正确的事。”他疲倦，恐惧和体弱，象他以往一样，如今又遇到这个情况，需要家人、朋友们、甚至陌生者们的照顾。但是在寻求帮助方面，他往往是幸运的。现在又红运高照——有几次得到吉尔的照顾；在纽约得到哈斯夫妇和康敏斯夫妇的照顾，在瑞典，得到华尔腾·巴特尔渥尔斯大使、一个名叫乔弗莱·巴腾的英国人男仆及索尔斯登的遗孀爱尔斯·约翰逊的照顾。几年前，在他个人和全球都处于一片黑暗中时，在他能够“清晰地以国家的声音讲话时”，曾经写信给一个正去参战的青年。他说，他如今需要把给予他的这个时机当作顶峰①，他在这里的讲话可以被这个青年听见。结果是，他是那么害臊，匆忙和讲得那么温和，致使人家都听不清楚。“直到第二天清晨之前，我们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爱尔斯·约翰逊说。但是象他以前一样，他发现，终归，某些寂静的时候，是听得清楚的。在他讲话之前，好象他已经从一个顶峰上讲过，讲出了长期存在的忧虑和信念。那些忧虑（我们被恐惧所吞噬，而恐惧是一切情绪中最卑鄙的情绪）和那些信念（人类良心的冲突的问题本身就形成好的作品，没有爱情与光荣、怜悯与自尊心、同情与牺牲写成的故事只是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是较少地简单地与他的伟大的小说有联系，而较多地与他有时采取的态度有关系。但是他对它们感觉很深，他在四十年代写的一些信中就表现得很清楚，特别是他写华伦·贝克和马尔科姆·考莱谈到他的小说的那些信及他写给他妻子与继子及他的侄儿谈到战争的那些信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