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一九五○年 黑暗的年代及以后(9)

    几乎是深思熟虑的梗概，其写作与其说是很慢不如说是规模宏伟：“写完这部稿子还要花一些时间，它可能是我的史诗似的诗??我大约有十万字，现在我把它们改写为大约一万五千字。”从考虑那么周密的一个方法出发，象对自己和事业的直接考验的某种东西似乎会随之而来，这几乎是肯定无疑的。象写作一样，这个考验证明是缓慢的、痛苦的而且不过是部分地具有决定性的。他对自己已经写完的和正在写的稿子的价值拿不准，他只知道自己已经落入陷阱，并且时间正在花光。他总是处于“或者为了混饭吃而粗制滥造，或者隐居起来艰苦创作”的危险中，他又在希望和失望之间绕圈子了。为了变卖自己，他必须“在大约六月一日”回到瓦尔纳那儿去。他做着“一个寻常的毫无根据的模糊的梦”，梦想着在他写完他的书时，可以挣足够多的钱，以便继续活着。他已经得到一个普通的结论：“除了电影以外，他绝对挣不到足够的钱以呆到偿清债务。”

    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欧洲胜利日后的一个月，他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决心“改写整个事实，”以继续完成他的《寓言》。几周里，他遵守已经定下来的一个时间表：在去电影制片厂之前，他每天写作四个小时。他和贝仁莱兹一家住在一起，并和巴斯一道使用长期票乘车往返上班，他使一些人们感到惊讶，他们回忆他去年十二月以来他按纪律进行写作，饮酒有所节制。在电影制片厂，他开始改编斯蒂芬·朗斯翠堤的题为《种马之路》的小说。他相信可以使这个工作不致干扰自己的写作。据朗斯翠堤回忆，他的电影脚本是“激昂的、精彩的、狂热的”；虽然它与这个电影制片厂的要求相差很远，可它是“一个卓越的著作，”以后可能“制成一部新潮流影片。”

    结果是，福克纳的规律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他常常需要额外的钱，他接受了一个同时兼两个职业的工作，在一个非瓦尔纳兄弟公司财产的珍·雷诺电影制片厂兼职，以乔治·舍辛斯·皮里的题为《秋天在掌中》的关于佃农的故事为基础进行改编。后来，他同意与马尔科姆·考莱在魏肯出版社出《福克纳袖珍本》上进行合作。他所有的作品除《圣殿》外，都不再发行，出一个选集显然是无碍的。此外，考莱心里打算的（将他的“整个著作”用图片介绍出去）象他几年前就设想的一个计划一样在他耳际回响：“让我们想一切办法写关于我的不足凭信的县的一本金韦。我想利用我的晚年作点那种性质的事、人民的繁衍家系从父亲到儿子再到孙子，按字母顺序排列。”

    福克纳写信给考莱，表示非常激动。他同梅塔交谈和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表示越来越沮丧。几年来，他一直相信瓦尔纳兄弟公司的关于合同的几个诺言，他在奥克斯福写作会付给更多的报酬。但是这个电影制片厂在六月着手履行黑尔登合同中关于另一个五十二周在规定时间内选择购买的特权。杰克·瓦尔纳继续大放厥辞，说是以每周三百美元买下了美国的最大作家。福克纳有时觉得，他可以对付好莱坞，限制其要求，完成交给的任务，同时进行他自己的写作。但是自从他写完对于他关系重要的作品以来，三年的时光已经逝去。他知道他的那些书决没有出售，也不再发行。他不再指望“靠我生命的劳动”（创作我那不足凭信的家乡）来挣钱。但是他“还有少数东西可以加上去，”并且他需要对好莱坞进行选择。他可以试行另一种受雇写文章或写社论的工作只要他可以在家里写就成。“我认为对好莱坞的一切，我都可以采取自己的态度，”他说，“我觉得不妙、情绪低落、害怕蹉跎掉时光。我认为有某种崩溃或垮掉的大多数征候。”

    一个月前，福克纳试图同威廉·黑尔登达成一项协议。过去三年间，黑尔登曾经不断收到福克纳的所挣收入达百分之十。但是黑尔登已经协商的一个可怜的合同没有顾及他的受委托人的利益。这个合同既无法律地位，对于黑尔登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意义。虽然他已经收到的钱比福克纳收益的还多得多，可是他还想收到更多。假若福克纳不予停止并任其生效几年，黑尔登就可以又赚到两万美元的佣金。另一方面，假若福克纳要求不受合同约束，黑尔登在两年内每周只直接支付给福克纳一百美元。

    几周来，福克纳继续试图达成一项协议，但是电影制片厂以及他的代理人一点也不让步。瓦尔纳兄弟公司坚决要求，作为离开的一个条件，他将他创作的一切作品的权利转让给该公司；黑尔登站在电影制片厂一边，他说，除非福克纳接受提出的计划，他将起诉。福克纳遭到顿挫，疲惫不堪，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问他：假若他干脆退出合同，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在欧伯尔的回信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唯一的鼓舞。他设想，肯定瓦尔纳兄弟公司必然有着某种羞辱感，即使黑尔登没有这种感觉。欧伯尔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希望福克纳的“合同在仲裁中被公开出来”。假定可以将黑尔登与杰克·瓦尔纳撇开不管，福克纳有了充分的把握。他“离开了好莱坞，结束电影脚本的写作。”他不愿接受这个电影制片厂的或黑尔登的建议，他不能在好莱坞呆下去了。这最后的几年，他越来越接近于失望，他感到生命不再是“值得活的”，兴许从来就不是“值得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