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一九六二年 成名以后(3)

    他决心摆脱那些限制和吓唬他的那些人们，起程回国。他途经孟菲斯时拜访了约安。然后回奥克斯福写作，竭力描述他所了解的他俩的情景。假若他们可以在他们所乐意的任何时候自由自在地会晤、散步和畅谈，他愿意接受她所定下的限度。“但是事实上，”他最后说，“在我们压服这个爱情的开端之前，我的心绪是不会宁静的。”三年来，他又是导师、又是父亲，又是求婚者。但是他爱她，这是无法代替的。

    几年前，他曾经描写过一个男人，他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去挑惹女人，这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他知道，一个男人认识到自己不再有着那样的力量，这也几乎同样是不能忍受的。一九五二年夏的某个时候，约安相信了他的需要，曾经成了他的情人。然而随后的几周，他发现了痛苦而不是宁静。感到陷入了困境，约安逃走了。他觉得遭到了拒绝，很是悲哀。他告诉她不用悲哀，因为他承受的悲哀有他俩的悲哀那么大，他自己竭力准备看见这事的演变。他写道，假若他们爱情的萌发的结局将是唯一的结束，“那也很好；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悲哀与根本就没有之间，我宁愿选择悲哀。”

    他一度探究了自己的悲哀，希望将它写成诗歌，如他在写《蚊群》和《野棕榈》时一样。他感到身体很不中，他“找出这部巨著的稿子，去潜心写作。”但是写作似乎不再是对付不幸、沮丧和肝肠寸断的一种方法。“兴许我将不得不和我眼前的生活一刀两断，”他写信给哈罗德·欧伯尔说，“至少在一段时间需要如此。我似乎已经丧失了工作的心。我不能找任何事情为之工作和写作。”他写信给爱尔斯“约逊说，大的苦恼是身体普遍感到不适，一种几乎是不断耗尽精力的不幸。以致“对任何事情都丧失了信心”。

    早些年间，他曾经建立了一个生活：最大限度地依靠他所创造的天地，将对旁人的依赖减至最小限度，这使他成了一个“自豪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独自走着，不需要“别人的任何东西。”在那些日子里，他曾经相信，“有一个上帝在照应着真正的艺术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象这事一样重要。上帝是知道的。”但他总是更多地是作家，而不是读者，他总是对自己正在于的事情更感到高兴，而对自己已经于过的事情则次之。当他对其小说世界的追求松弛下来的时候——当他对于小说创作是行得通和可行的关联的思想停滞下来的时候——他的需要开始转变，他的信心开始动摇。

    一九五二年秋季的大部分时间，他消度在住院和出院之中。饮酒仍是最可靠的晴雨表，他喝酒越来越多。但是他也患了非定期的疾病的突然发作。很久以来，他就知道他那想象力的极其稀有的天赋是与他性格上的缺陷结合在一起的，他明白他精神上的存在需要玩弄危险的花招和发展一种相当大的自欺，特别是饮酒很久以来就是一种求助和征兆。他更加频繁的彷徨仍然碰上了疾病的突然发作，而这几次疾病的发作却吓坏了他。他感到身体有病，他将遭遇某种事情，他想竭尽努力，以恢复自己心情的平静。他十一月间在纽约接受了一些电休克疗法。这之后，医生告诉他，他似乎温柔而具有依耐性，几乎有点孩子气，需要感情与温存的抚慰。

    福克纳在纽约住院治疗之前不久，曾在普林斯顿接受过一次记者访问，这时他回忆起安德狲·盖德的话：“他只倾慕那样的书，其作者们为了创作它们几乎献出了生命。”他于十二月回到了奥克斯福，决心作最后的大努力以写完他的寓言。语汇仍然要么象短促喷泉一样忽然而至，要么就不一定有，往往是词汇来的时候，似乎不甚恰当。他回到纽约的几周里，准备在那儿住上几个月。兴许是那儿离约安近一些，并且得到萨克斯·康敏斯的帮助，他又得以开始了写作。

    在一个医院里，实验开始时兆头不祥。随后，福克纳开始了写作，他时而写他的寓言，但有时也写写短篇的东西。他写了一个《周末再光临》的故事，故事中的一个男人经常喝酒，以便通过痛苦，体会意义。之后他写了两篇随笔，文中似乎明显地带着伤感。在第一篇文章里，他满怀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新奥尔良与合伍德·安德森在一块儿的那些日子。在第二篇文章里，他满怀乡愁地回忆了自己的故乡，他曾把这儿描述成神话般的王国，也回忆了大战后的岁月，当年他曾经是“一个流浪者、一无所有的但是温和的浪人，”热烈向往自己以后当一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