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丁下乡的第二年，便查出患了血吸虫病，被送进镇血防站住院。有天，天快亮的时候，被酒石酸锑钾折磨得七死八活的小丁好不容易刚刚睡着，又被吵醒了。
黑暗中，他队上的两个知青正并排挤在两张病床之间的狭窄过道上，一边低低地“吃吃”笑着，一边弯着身子往他的床头柜里放什么东西。那东西是从一个袋子里往外倒出的，在柜里撞出沉闷的“突突”声。
“你们捣什么鬼？”小丁吃力地欠了欠身子。
“嘘——”他们抬起身子，听了一会跟小丁相邻的那张床上的粗重的呼吸声，这才鬼鬼祟祟地说，“跟你搞梨子来了。”
“哪里搞来的？”
“镇林场的。”
“怎么，今天不是六指头守夜？”
“正是。
“那么你们怎么……”
“妙就妙在这里。”
……
在六指头守夜的时候偷梨子，等于从王母娘娘的后花园里盗灵芝草。
六指先在镇林场（一片几亩地的果树林子）看守果园。他被叫作“六指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有一只手的确生着六个指头；另一个是由于他的性格。“六指头”，在本地土话中是一种从词源学上考究颇不雅的譬喻（原文为“手捏xx巴充六指头”），常常比附那些在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上喜欢充好汉（一说充辣子）、出风头的人。但是，此中三昧，又全在你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镇林场的这位六指头，并不是个好出风头的人。说他“充六指”，主要因为他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责任感——人们只要交给他一点什么责任，哪怕只是芝麻大的那么一点责任，他马上就会觉得似乎天下兴亡系于他一身。
林场是镇办企业，按月拿工资，吃定销粮。六指头不是林场的正式工。他原在生产队种菜。大队有知青后，临时把他找来给新开伙的食堂挑水烧火。
能进镇办企业的人，大多跟大小干部多少沾亲带故。而他出身富农，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没有“教育好”之前，就跟地富分子差不多。因而他离开生产队的时候，许多人都愤愤不平，觉得大队的阶级路线出了问题。大家都晓得六指头做裁缝的妹子桑叶是大队书记殷道严的姘头。六指头沾的就是这个光。不消说，六指头自己心里也肯定觉得有愧。
也许正是这种愧疚，成为六指头那种责任感的基础。
他整天装束严整，衣服扣子一直扣到领根。不管多么热，决不敞开领口、捋起袖子和裤腿。他做的事别人的确无可挑剔：食堂的水缸总是满的；水缸跟前很难看到通常一定会有的一摊摊积水；案板被洗得可以数清木纹；灶口永远不会有积存的灰烬；他劈出来的硬柴堆出来的垛，跟火柴盒里的火柴一样整齐；他编的菜园竹篱笆，好像是用针织出来的。
他在食堂的库房里占据了一个角落。这个角落被收拾得就像洞房：紧靠床头的桌子，是一个农药包装箱，却用白纸裱糊得雪白。上面小油灯（库房里没有安装电灯）灯罩擦得一尘不染（这盏小油灯是公家买的）；他床上垫的是厚厚的稻草，用两片洗得发白的旧麻袋片（当褥子用）小心地裹得连一根草屑也露不出来；一床棉被尽管缀满了补钉，却永远叠得有棱有角；最能看出他的严谨风格的是枕头。大约是受到知青们带来的文明的影响，他第一次在林场拿到工钱的时候，悄悄地去镇上买了一条针织提花枕巾——显然是他一生中极少有的一次奢侈。这给他的生活造成了莫大的麻烦。为了不使这条高贵的抗巾受到伤害，他在枕巾上覆盖了一块剪得跟枕巾一般大小的大布，还觉得不放心，又在大布上盖了一块老化的塑料薄膜。睡觉的时候，这块硬梆梆的薄膜就在他头底下吱吱喳喳地歌唱。
“你干脆就用这块塑料薄膜盖枕头嘛，何必买枕巾呢？”有人笑他。他笑笑，不置可否。大概心里认定，枕巾是必须有的，因为林场里几乎人人都有——他要尽可能使自己像一个林场的正式工。
他努力从别人的印象上，也从自己的心理上巩固自己目前已有的地位。但是他并不向谁低三下四，说奉承话，或是做出什么讨好的举动，只是努力尽自己的本分。既不偷懒，也不沾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