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暧昧的日本（第02章 二十一世纪的对话）(7)

　　大江：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我一共看了三次。第一次是和伊丹十三一起看的。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是我的朋友，不过很不幸，他已经自杀了。看《红高粱》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当时大陆和台湾同时向世界推出了一批非常出色的电影。我回答说因为那是中国人拍的。接着我对伊丹先生说我看《红高粱》这部电影非常感动，我问为什么他拍不出这样的电影？伊丹回答说：因为我是日本人。第二次看这部片子是在柏林。当时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当客座教授，带着四十个学生，那次是和那四十个学生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的。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张艺谋导演的这部电影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也经常在柏林放映。看完电影我们去了电影院前面的希腊餐馆，我在那里就莫言先生的原作和电影进行比较，给学生上了一堂课。我的班上有个特别漂亮可爱的女学生，在我介绍了小说以后，她问了一个问题。说小说里有一幕是奶奶在县长来的时候抱住县长的腿说你是我爸爸，但电影里没有。还有一个情节说女主人公回家和他爸爸闹别扭赌气绝食，她爸爸强迫她进食的时候她把饭碗扔了以示反抗，而这一幕在电影里给人的感觉是她反抗得很温顺。我也对这两点试着比较着做了说明。于是她问是不是张艺谋导演不太推崇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还有人问那时候中国是否真的有奋力反抗，为了反抗不遗余力的女性，对此我没能做出回答。因此，下次你要是去柏林的话，还希望你能替我回答这个问题。第三次看这个电影是自己借了录像带回来，看了好几遍。我发现一个细节，我肯定二位都没有注意到。电影中日本军队打过来以后，对中国的老百姓又打又杀。这个细节发生在中国人被杀的一幕里。这是我看过的刻画日本军队在战争中的罪行刻画得最有水平的电影，而且是用艺术的手法体现的。尽管这个场面中的日本兵可能是中国人演的，但电影里的日语说得很快很地道，比如说“把他杀了”、“打他”、“啰嗦”等等。其中夹杂着这样一句话，一句说得特别地道的日语：“真荒诞”。这句话用法语解释既有荒谬的意思，也有大为可笑和毫无条理的意思。在那个战争场景下日军干的事情真的就是荒谬、大为可笑且毫无条理的。我听到了这句“真荒诞”，不知道你们二位是否注意到我特别提到的这一点。请问张艺谋导演，你下决心拍摄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动机呢？

　　张艺谋：当时我还是摄影师，我想改做导演，一直在找戏，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推荐我看了这本小说，看完之后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说里对画面、对色彩的描述。电影里面能体现的色彩小说里都写出来了，那是一种非常写意的感觉。同时因为我也是北方人，与莫言一样有着特别典型的北方人性格，所以喜欢写得很豪迈、很壮阔的故事。人和人之间的行为都非常有力量，故事也非常有力量，这特别吸引我。于是我就与莫言联系。那时候还有一件很好玩儿的事情，就是我们之间都还不认识，我拍《老井》在农村刚体验生活回来。后来听莫言说他当时也根本不了解我，好多人都找他要脚本，他自己后来对记者说，他当时看到我像个生产队长，就把版权给了我。

　　大江：莫言先生从电影《红高粱》中学到了些什么吗？有没有通过电影在自身中发现什么？

　　莫言：当然有。张艺谋刚才也提到了，我为什么说他像个农民呢，人家都说我是农民作家，而农民作家肯定只相信农民导演。因为都市里的人和知识分子拍不出农民的影片。八十年代中期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人们特别关心音乐、美术等艺术方面的事情。我现在特别怀念那个时代。《红高粱》，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在国内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还是因为中国人自“***”以来长期受到压抑，心里饱含冤屈的缘故。而这部小说还有电影都歌颂了个性的重要，因此能让人们觉得一吐郁愤。任何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其实都面临一个取舍选择的问题。一部长篇几十万字，改成电影的时候要考虑时间长度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物、情节全部体现出来，只能选取他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把它发扬光大，予以特别强调。电影《红高粱》应该说做到了这一点，把我小说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提取了出来，仿佛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了一瓶香水。当时改编的时候我对张艺谋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实原著，但是改编莫言的作品随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我的小说无非是给你提供了材料，激发了你创作的欲望。添加情节，添加人物，导演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按照他的激情去发挥。电影的影响比小说大得多，小说写完以后，除了文学圈内的人没有什么人知道，但当1988年春天我从高密回北京，即便是深夜里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有人在高声大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我就感到电影确实是影响巨大，非小说能比。能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是我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