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改写历史(2)

    后来终于有了一座桥，那是人类在黄河上架起的第一座桥，但不是这座黄河铁桥，而是另一座桥，一座浮桥。那是明洪武年间，明朝开国功臣冯胜因累积军功而被敕封为宋国公，朱元璋“诏列勋臣望重者八人，胜居第三”，冯胜是明朝开国元勋中仅次于徐达、常遇春的第三人。就是这位宋国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兰州城西搭起子黄河历史上的第一座桥。可惜，此公在开国之后并未得到好报，“后以功高遭太祖猜忌，赐死”。但他架起的浮桥却保留下来了。后来，又有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至原来浮桥上游的西十里处，人称镇远桥。到了洪武十八年（1385年），指挥杨廉又将浮桥移建于兰州白塔山南、城西北约一公里处的古金城关，从此基本固定下来了，并一直沿用至清末，五百多年来，这座浮桥就是黄河两岸的唯一要道，还被称为兰州八景之一——降龙锁蛟。

    但这座桥，其实不是桥，而是用二十四只大船横排于黄河之上，号称“巨舰二十四艘”（一说是二十五艘，另有三艘备用），船与船之间相距五米，以长木连接，铺上木板，两边加上栏杆，南北两岸竖铁柱四根，大木柱四十五根。用两条铁缆、四条麻缆维系，将一座浮桥固定在河面上。到了冬季黄河结冰时，便将其拆除，等到翌年开春，黄河解冻，又开始重新搭浮桥。如此，年复一年，这浮桥就像季节的大门，到时候打开，到时候又关上。古人有两句诗，“伫看三月桃花冰，冰泮河桥柳色青”，描绘的就是当时浮桥的真实情景。

    如今，明朝的浮桥已不复存在，但有遗存的三根铸铁桥柱。我去看了，不能不看。每根铁柱长约两丈，据说重达十吨，人称将军柱。阳光照亮了一座铁桥，也同样照亮了这五百年前的铁柱，斑斓、跳动，充满了与幽深岁月有关的神秘感。但敲击一下，铸铁的声音依然洪亮。它没有锈蚀，反而被岁月磨砺得更有光泽。仔细看，还能看见铁柱上铸有铭文：“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八月吉日，总兵官司卫国公建斯柱于浮桥之南，系铁缆一百二十丈。”悠远的岁月，一下被这铭文揭示得明亮而清晰了。

    历史不会因一座浮桥而改写。眼前这座黄河铁桥，才是黄河历史上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或许只有你看了一座浮桥残存的遗迹之后，才会感觉到，这座桥绝对是坚固的，就像它本身的金属质地。一座钢铸铁打的桥梁，但它并不像一个钢铁的庞然大物，它的姿态，看上去甚至有几分优雅。

    从桥的这一端走向桥的另一端，已不止一百年。一个历史的开端，发生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众多充满了危机感的大臣们的推动下，洋务运动盛极一时。有人把洋务运动称之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为抵御列强的侵略，屡战屡败的大清帝国不但赔偿给了侵略者数百亿两白银，又用白花花的银子买来了西方的先进设备器械，还用白银请来了众多外国设计师、工程师来给中国修铁路、建桥梁。也就在那段岁月，一个在兰州的近代史上起到了轴心作用的人物抵达了这里，此人便是被清廷任命为兰州道道尹兼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兰州洋务局）总办的彭英甲。他来兰州好像就是为了干一件事，兴洋务，办实业。这也让他成为了兰州近现代工业或实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但彭英甲很快就发现，无论他想干什么，都会遇到一个拦路虎——黄河。如果黄河上没有一座真正的桥梁，干什么都会遇阻。说也巧，就在他上任那年五月，德商天津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正好来甘肃考察，兴许也是来大西北寻找商机。彭英甲和喀佑斯很快就见面了，一座桥成为了他们谈话的主题。那时候黄河上除了浮桥，还没有一座桥，喀佑斯诚恳地表示，他很愿意为彭英甲彭大人效劳，为他创造这个第一，一举终结“天下黄河不桥”的历史。他的要价在当时也不高，十五万五千两白银。尽管两人在口头上很快就达成了协议，但喀佑斯只是个商人，对甘肃洋务局提出的水文、地质、桥梁结构、造型等等具体问题，一句话，这里到底能不能修桥？他是无法解答的。不过，喀佑斯又是个很诚实的商人，他没有为急于抓到合同而不懂装懂，而是发电报给天津，要商行速派工程设计人员来兰州黄河勘察，如果能，再签订修桥合同。

    很快，德国设计师和工程师就来到了这里。数月之后，经过反复测量，德方的工程技术人员得出结论，白塔山下的黄河虽然水流湍急，但只要严格按照章程修桥，还是完全能修好的。于是，双方正式签订了合同，按合同规定，“以千年旧有之桥，易木为铁”，这座铁桥的使用寿命为八十年，一说为百年。其实，无论是八十年，还是一百年，对于人类，这实在是过于漫长的时间，谁也躲不过生命的终极。谁又能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担保他对一座桥能否安全运行八十年甚至一百年负责？当一个人在一纸契约上签上这样长的使用期限，心里会不会犯虚？但无论是作为业主方代表的彭英甲，还是德国泰来洋行的代表喀佑斯，他们都一丝不苟地用中文和德文签上了自己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