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道路(3)

    所长召开座谈会，了解学员读书情况，有人已给她汇报，说邓友梅从不认真看课程内的书，却偷着看武侠小说。丁玲很开通，她说，没关系，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爱读就多读两遍。对于作家来说，只有读得进去的作品才会起作用。真正起作用的作品是能接受的作品。经过一些年的创作实践，我的体会是：读书像听收音机，每个人都有他接受的频道，不是这个频道就不能接受。读得进去的作品写作时有意无意会去模仿它。没有一个人开始写作不是模仿的，但人的学习水平与接受水平是会不断提高的。后来我对托尔斯泰的著作、巴尔扎克的著作也读了不少。

    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我的导师是张天翼同志。我问他，作家怎么养成观察生活、捕捉题材、捕捉形象的技能。他说，记日记。你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当时在鼓楼，宿舍与课堂隔着一条马路），一个月要走几十趟。你给自己提个要求：每天找出一件新景象，过去没注意到的地方重新注意，每天记一条，看看能记下多少条，这样能逼着你自己去发现过去看不见的东西。另外，在记的时候，想说什么偏不那么说，而设法让人看了得出你的结论。比如你想说一个女人很漂亮，你就不说漂亮两字，你只写她的形象出来，让别人读后感觉真是漂亮。你想骂一个人，也不骂他，但写出来让人读后感到这家伙真不是人。从那以后，我养成了记生活手记的习惯。对社会、对人生总想多看多了解。天翼同志说，观察要不带情绪，要非常客观，这样才接近真实，并能引起别人同感。

    当了“右派”以后，不敢再往本上写笔记了，怕被拿出来歪曲解释，作为抗拒改造的罪证。就每天睡觉前把看到的事在脑子里过一遍，重新思维一成。经过两年多，没有记录，好多事都忘了。但没有忘的恰是最值得记忆的。

    我从文学讲习所出来以后，写了一篇小说《在悬崖上》（1956年秋）发表在《处女地》，接着在《文艺学习》转载。当时红了一阵，我也有点晕乎，觉得这回真是要当作家了。1957年赵丹来找我，约我把这篇小说改成电影剧本，他先付1000块钱订金。我正闷头改写剧本，全国作协叫我去开会。一共通知了四个人，我、林斤澜、刘绍棠、从维熙。作协两位领导跟我们四位年轻人谈话，内容就一个，就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的责任，响应号召参加“大鸣大放”。作为青年人，作为共产党员，你们不带头谁带头？什么时候不能写作，非这几天写？什么时候不能下乡呢？非现在下乡？当时刘绍棠正准备第二天下乡去，票都买好了。只好把票退了。我也把正写的剧本停下了。按党的号召参加“大鸣大放”。

    到5月16日那天，报纸上登出《这是为什么》。“反右”正式开始了，紧接着报纸上批判刘绍棠。有一天我在南河沿碰见王蒙同志。他对我说：“邓友梅，你可要小心，你跟我不一样，我比较谨慎。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过了没半个月，王蒙也被揪出来了。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了。这时领导又来找我说话，说你当不当“右派”就看你自己的表现了。现在要批评刘绍棠，这是党对你的考验。看你是什么表现。我很想借着批判刘绍棠摆脱我自己，于是准备了一个发言。我对刘绍棠“反党言行”不知道，只知道他下乡时，要让家里人蒸点馒头带着去，乡下饭难吃，到老百姓家吃饭也麻烦，所以下乡去总带着几斤馒头。我批判他时就给他上纲说：刘绍棠，你深入到农村生活，还带着馒头！你还能像农民的儿子吗？底下听众一听就鼓掌。正在鼓掌时，走上来一位领导宣布说：“大家不要鼓掌，邓友梅也是右派。”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早被定成“右派”了。要是早知道就不来开会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又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到1976年对我宽大了一点，摘掉“右派”帽子，便让我提前退休。退休后我回到北京，这时已妻离子散。家中只有我一个人。派出所还老让我汇报跟什么人有接触。又有什么运动思想。我只好每天到“陶然亭”躲着。“陶然亭”有一批划到另册的人天天一块打拳。那里有大喇叭可以天天听广播，所以没事就爱上那儿去。陈毅同志去世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从小在新四军军部，认识陈毅同志，当了“右派”以后，无处可诉，就给陈毅同志写了一封信。没过一个月，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说陈毅同志回信并说只要有政策给“右派”摘帽子，第一个就给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