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道路(4)

    这使我非常感激。听到他去世，我心中非常难过。但又无人可倾诉，我就断断续续把回想起他的一些小事记了下来。没有题目，只是些片断，写了一些陈毅的故事。粉碎“四人帮”后，茹志鹃到北京开会，专门来看我。在给她做饭时，为了叫她能安稳地坐着，没别的事好叫她干，就找出这几篇乱写的东西给她看。谁知她看完后竟说：“你把它改成小说好不好？”我说：“改小说干什么？没有人会发表我的东西。”她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表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了。”我考虑没必要叫她替我冒险，她说：“你才40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听说大有来头。局势也许会好转……”我照她说的改了篇小说。

    小说改了两遍，她认为可以发表了，给我劳动改造时的工厂写信，请保卫科替我写了一个证明“此人劳动改造期间没发现新的罪行”。既然没有新罪行，茹志鹃就给我在《上海文学》发了，起名叫《我们的军长》。没想到“四人帮”刚打倒后第一次全国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被评了个一等奖。

    接着，刘绍棠、从维熙、王蒙等陆续回到了北京，重新动笔写作了。一下子引起极大轰动，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景。

    这时我已经40多岁，好容易从被群众专政状态中解脱出来，又拿起笔来冒险值不值得？我要认真考虑，要写就得写出点模样来。若只是写两篇文章在报刊发表一下，没多大特色，就犯不上花这工夫了。写作好比跑马拉松，起跑的时候有上万人，跑到一半连5000人也剩不下了。到最后5公里坚持下来的人怕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到冲刺阶段只有三五个人了。若不跑到冲刺就不要跑。文学的冲刺是怎样冲法呢？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得也有点模样，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得有点像王蒙了”。我40多岁的人弄个像王蒙有什么劲？刘绍棠写运河我也不能跟着写运河。我必须找一找有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要有自己所长胜别人之所短，经过衡量比较，我终于琢磨出自己的强项。王蒙是北京清华园长大的，他父亲是大学的知识分子，他生活在知识区，对北京小市民的生活没我了解地道。刘绍棠也是北京人，但他是通县农村人。我虽然不是北京人，但来北京很早，一进北京就参加安排旧皇亲贵族生活的工作，熟识了一部分八旗子弟。小时从大人嘴里听说旗人都是又爱吃，又爱吹，讲求面子却没本事挣钱的一族。我们参加安排八旗子弟的工作后，发现以前对他们的看法不全面，甚至有成见。旗人平均的文化艺术修养比我们汉族人高。再进一步细了解，在琴棋书画、音乐戏剧、消闲美食文化等方面，学问很深。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的群体怎么垮到这么穷困的地步呢？原来清朝一入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满洲统一了中国，全民族成员都有功，从此旗人男子一出生就有一份俸禄。从今后旗人不许做生意，不许学手艺，不许种田。

    学文要当文官学武要做武将，起码也在旗里吃一份钱粮！这是胜利者的特权。

    恰恰是这特权带来了悲惨后果。一旦清朝帝制倒台，没有了政权撑腰，他们的后代连混饭的本事都没有了。要饭都赶不上汉人，因为他们拉不下脸来。“***”中我被定为“反革命”，在工厂劳动改造，气温零下40度，没有住处。花140块买了个地震棚居住。有一个京剧团的朋友竟要求和我来同住，他也被打成“反革命”，因为他是大清国驻欧洲某国钦差大臣的女婿，是大清国内务府大臣的嫡孙。他没地方住，溥仪被赶出宫就在他爷爷任上。他连买地震棚的能力都没有，只好找我搭伙。我们在一个炕上住了四五年，我从他那里感受到不少旗人贵族的特色。文学是语言艺术，光熟悉生活不行，还要有表现生活的特色语言。打成“右派”后，好几年我在北京劳动。家在右安门，在德胜门外工作，每天下公路过天桥，我都到茶馆听说书。故事我都知道，就是为了听艺人用北京土话述说故事的功夫。因此我比王蒙、绍棠更能使用北京市民口语。

    和他们比，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是我的特长。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态语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发表后反响甚佳，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同时也没有放弃写其他熟悉的生活，只是写别的用另一套语言，只有写北京人的生活我才用北京土语。其实我写战争花的工夫最大，我认为那才是主旋律，歌颂革命英雄人物，写革命历史，但除了《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两篇作品得了奖，其他都没有什么反响。说实话，我写北京题材的作品时最省劲儿。写京味作品，我只注重有趣和有味，更多着眼于过去的时代，消失的历史。写《烟壶》时并没有想写爱国主义。后来觉得只写艺人的生活经历分量不大，就加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内容。但只是着眼于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命运。北京从元朝起作为国都几百年，任何一家老百姓的起落兴衰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局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只要认真地反映了一家百姓的命运，就能把那一时代的整个历史背景折射出来。过去学了文艺理论，总想用小说去套理论，所以写不好小说。只有当你的小说无意去套理论，而所表现的生活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时，这才是小说真正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