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流浪汉”的传统和命运(2)

    “在中国，人们一旦有了精神的追求，就常常把眼光转向省城京都里的学苑。北京大学就这样成为一切精神流浪汉（在广义上，我们大家都是精神流浪汉）心目中的一块圣地。”中国经济越发展，越“需要精神的圣地”，这不仅是北大，而且应该是大学学院的基本功能与职责。文章结尾，我还发表了这样的感慨：“在当今之中国，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已经是不合时宜，甚至是滑稽可笑的。但我仍然要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话说得有点悲壮；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大概当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但不管怎样，此后我一直在紧张地关注这些北大精神流浪汉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观察北大的命运。而且我也没有中断过和形形色色精神流浪汉的个人接触，也给他们中的几位朋友的书写过序。今年初，我还给一位当年的“小朋友”写序：他是90年代的中学生，却在中学老师的启蒙下，进入了“80年代的文学时代：他对文学和人生的理解和追求，都属于启蒙时代”，就自然和90年代的时代气氛格格不入，于是，拒绝参加高考，于本世纪初，来到京城，也成了北大的精神流浪汉。我在书序里，对他这样的新“拉丁区”居民的命运，做了这样的描述与概括：“心在80年代，却成长、生活于90年代以后的中国，这是命运对他最为残酷之处。”（《文学时代凄婉、美丽的回响——我读王翔<夜雪>》）

    现在，我又遇到了俊曙。他的年龄应比我的这位“小朋友”小，至少他是在此后的最近几年才来到北大的。在他身上似乎也有80年代启蒙主义的烙印（大概也是他一再提到的中学启蒙老师给他的）；但或许还更有新的时代特点：这正是我想探讨的。于是，俊曙这本书里的几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

    首先是他对当下的北大的观察：因为住在北大校园内，就有了零距离的感受。他仅写了三篇，这有点遗憾：他是可以写得再多些的；写的都是小事情，却留下了很大的遐想与思考空间。第一篇是《从“校友桥”到“状元桥”》，讲这些年北大成了旅游景点，人们争先恐后地要跨过北大西门内的那座桥，美其名曰过“状元桥”——俊曙说，这桥原名“校友桥”；但在我这个50年代的北大学生记忆里，它却是无名的。这其实并不重要，值得深思的是，“状元桥”命名背后的北大理解与想象：俊曙尖锐地指出，这是在将北大“贵族化，官僚化”、“名利化，金钱化”，“这也正是‘校友桥’的悲哀，北大的悲哀”！读到这里，我的心为之一震：这不正是十多年来，我为北大和中国教育忧心忡忡的症结所在吗？径直说，从2000年当时的执政者、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教育产业化”的目标后，中国的教育（从大学到中小学）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了营利的工具。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都由此走上官僚化、商业化的不归路，实利主义、实用主义、市侩主义、虚无主义……泛滥成灾，理想、信仰、精神、圣洁、宁静致远……这些构成学院的基本元素，都在事实上被逐出了校园，大学的“民族精神圣地”的基本功能与职责，都被彻底消解：这是真正的“釜底抽薪”。正像俊曙所观察与敏感到的，人们，相当多的家长与学生，向往、报考北大的原因，不再因为它是“精神的圣地”，而在乎它是一座“状元桥”，由此可以通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层，达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的。这样，北大就不可避免地要培养出“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并以此作为国家和包括学术与教育在内的各行各业各部门的接班人，那就真正要危及国家与民族的未来了。——听说我的这个判断曾在网上广泛流传，我的心却一直在流血：“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坚守不住，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谈到整个中国的精神溃败，北大，中国的大学教育首当其冲，早就溃败了。

    当然，或许还有另外一面。俊曙讲了两件北大小事。一是他的亲身经历：许多老师和同学在知道他干着保安准备考研时，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他从中感受到了“尊严上的平等和人道上的关怀”，于是，就写了篇文章，题目叫《北大的人文》。还有一篇《那些人，那些猫》，讲北大校园里的流浪猫的“幸运”：学生专门成立了“猫协”来照顾、管理校内和园区中的流浪猫，更有许多在职和退休老师无微不至地照料，其中一位甚至被叫作“猫爸爸”。诚然，这不仅是北大人，许多普通老百姓都是这么做的，这就用得上前面说到的话：这样的对生命的关爱，都是属于“人的本性”，并且最能显示“人的本质”。俊曙却愿意把它解读为“当世俗的观念日益浮躁时，有群老师和同学在守望着人文精神，如此说来，北大幸甚”。这或许有俊曙出于他“北大梦”的着意夸张，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我由此想到了自己的另一种经验：这些年，也总是不断有北大的学生（他们都是我退休以后入学的），或上我家，或请我到北大去，和他们聊天，或给他们讲点什么，就在几天前，就有我中学母校南师大附中考上北大的一群学生（各年级各系的都有），就南京大屠杀和中日关系和我做过一次座谈。这些聊天、讨论涉及的话题相当广泛，而且也很深入，我从中感受到北大人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独立思考与探索热情。对这些学生的自发活动，我都是欣然应邀，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自在自如，仿佛依然生活在北大的传统中。我因此也就明白：我所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只代表了一部分北大人，问题是他们正在被着力培养和重用；也许和我接触的这些学生，以及和我没有交往但有着同样追求的学生，也只是一部分人，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北大的传统是不可能被摧毁的。俊曙说他们是“守望者”，这是准确的：可以说他们是在前述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整体溃败的情况下，坚守精神的追求。既精神溃败，又有人坚守：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当今北大和中国大学的真实状况，忽视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形成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