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俊曙的追求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其意义和价值：他也是溃败中的坚守者。我因此常常发出感慨：一部分被视为，也自认为“天之骄子”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其实是远离北大精神的；倒是俊曙这样的某些人不屑一顾的保安，却继承着北大的传统。当然，作为一个“精神流浪汉”，俊曙的坚守，是远比北大在读学生更为艰难的。于是，就注意到了俊曙笔下的《车轮下的翅膀》。文章的副题是“试以象征示人”，并且有这样的“补记”：看到车轮下的鸟的尸身，不能不联想起“自己的经历或命运”，“岂不是被撞击、碾轧下的麻雀”？那么，这只“已经不再飞翔，也不能飞翔”，却“把自己的血肉、羽毛，连同渴求的飞翔献给了大地”的精灵，不就是今日的俊曙们的象征？这已经不是前述世纪初的“凄婉美丽的回响”，而是更为惨烈的呼救：中国的精神流浪汉几乎已经走到绝路了。他们所要承受的，不仅是强力的压制，生存的艰辛与危机，更有与全社会的商业化气氛格格不入所带来的精神的孤独、枯寂，以及不堪忍受的冷遇。
最大的痛苦与折磨，更来自自身。坦白地说，连我自己，在这里肯定与赞扬俊曙们的坚守时，也在不断地反躬自问：这是不是误导，会最终贻害、耽误了这些年轻人？不错，启蒙时代的乌托邦理想，是弥足珍贵的，但却是必然破灭，又必须超越的，这样才能达到对社会、人生，以及人性方面最为严酷的一面的正视和清醒。而在面对现实以后，又面临更为艰难的选择：是因此走向虚无、颓废，或沉湎于市侩主义、享乐主义，或成为怨天尤人、故作激烈的“愤青”，还是既正视又坚守，在反抗绝望中寻求新的出路？而路又必须自己去寻找，绝不能指望任何人指路。这就需要自身的生存能力与精神力量的强大。还是鲁迅说得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与温饱是发展的基础与前提，而发展则要仰赖更为自觉的精神的不断升华。我读俊曙的书，在为他对文学与思想的执着追求感动的同时，也感到他在这两方面修养的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我还想起了鲁迅的另一句话：“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就以此语赠俊曙和他的朋友，并请相信，在你们艰难寻路中，会有一位老人始终在关注、支持你们，并给予默默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