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陷的胸腔(2)

    而在2000年以前，小村牌楼几乎没有一个癌症患者，老人大多寿终正寝，也没有多少孩子患上白血病。比如我爷爷，享年八十三岁，一生没有吃过一粒药；八十高龄的运生大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有曾二爷，活了七十九岁，临死前一天，还在地里犁田……这一切，在新世纪里悄悄改变了，落后的乡村，患上了先进的“城市病”。

    按照江家的辈分，东成也应该是我的堂哥。在小村牌楼，东成和老妻种着几亩薄田，东成还拿着一份令人眼红的退休金，这样的晚年生活原本应该是很安详的，然而，2011年秋，牛高马大、身强体壮的东成突然病倒了，到安庆一检查，东成居然同时患上了食道癌、胃癌和肠癌，好在都还是早期，那一场长达十小时的大手术（东成噩梦般的记忆），也异常顺利。在和命运的争斗中，东成大哥是为数不多的胜利者之一，两年时间过去了，东成大哥还幸运地活在小村牌楼——他戒了烟，似乎也戒了酒，依旧能给老妻打打下手，在田间地头东奔西走。死里逃生的经历，严重篡改了东成的心性，那么暴烈、那么吝啬的东成，现在既舍得吃，也舍得穿，呼唤老妻，居然也不再吆五喝六，而是笑容可掬，眉眼间还泛着一股小淘气……然而，在小村牌楼，幸运如东成者毕竟只是极少数。去年夏天，治国死于胃癌，享年七十四岁。治国的两个儿子都离开了牌楼，大儿子落户在一江之隔的乌沙洲，我已经二十年没有见过他；小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现在定居于会宫镇，即便是逢年过节，他也很少回牌楼（会宫到牌楼的车程，不到四十分钟）。孤苦的治国一个人守着一栋空房子，一天只吃两顿。胃癌确诊之后，治国没有继续求医，他依旧抽烟，偶尔喝酒，一直到死。今年正月二十四，在和食道癌搏斗了两年多之后，六十四岁的贤文突然离世。第一天下午，贤文还打了场小麻将，一切如常。第二天下午，贤文照例输液，谁知道三瓶水输下去，人就不行了，吐血，据说是输液速度过快，导致血管破裂。——我对这种说法非常怀疑，在我的乡下，输青霉素一直不做皮试，“赤脚医生”只负责挂上瓶子，剩下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家属。1997年，六十一岁的五叔自己拔掉了针管，在端午前夕的雨夜里猝死；去年，输液后的村支书逃过一劫，他浑身过敏，严重不适，在枞阳县医院里抢救了三天……

    贤文的家境原本非常殷实，但再殷实的家境，也填不满那个“无底洞”。四处求医的贤文最终选择在铜陵治病，牌楼在江北，铜陵在江南。贤文每次去铜陵，至少需要住院十天（一个疗程），两年多熬下来，所有的家底都被掏空了，虽然不至于债台高筑，但也几乎一贫如洗。

    在小村牌楼，许多癌症患者都过着拿钱买命的日子，许多原本很殷实的家庭，在病痛中再次归于贫困。也有一小部分患者莫名其妙地死了，经济负担当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那些翻来覆去的检查（抽血、化验、CT、心电图、大小便，如此等等），让患者的畏惧感层层加深，慢慢地，终于失去了和疾病斗争的信心。在我的小村，生死只在一念间——咬牙坚持，或许还能活；主动放弃，则意味着赴死。

    二

    东成大哥依旧在牌楼养老，尽管两个儿子都已经搬到了城里，东成大哥也可以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和牌楼的父辈们一样，东成大哥始终割舍不下那几亩薄田，那栋看上去仍很气派的房子。土地和房子都是搬不走的，这两样，是父辈们一生的不动产，也是无法抛弃的根。一生的辛劳都在这里了，没有人可以轻易丢弃。

    父辈们守着的，其实不是一座空荡荡的村庄，而是一路繁霜的人生历程、记忆和情感。儿时的田园景象已经消失了，残存的，是贫瘠的土地（大量的良田已经抛荒），营养不良的稼禾（主要是油菜、棉花和小麦，水稻只有一季），村口的小河早已断流（淤塞着各种生活垃圾），那口比我还老的水塘里，常年漂着一层厚厚的绿釉。村口那条儿时的小河，原本绿水常流，盛夏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时常下河游泳，闹得口渴了，就低头猛喝几大口，没有人因此拉肚子，也没有谁因此生过病。冰封的寒冬，乡亲们都从河里凿冰取水，挑回家里洗脸，烧锅，刷碗。门前的那口水塘一亩见方，曾二爷生前在塘里种了莲藕，荷叶田田，鱼游浅底。还有一种野生的虾子，似乎不甘寂寞，偶尔“叮咚”一声，惊醒一塘绿水。塘埂下面还砌着几块青石，大姑娘和小媳妇们都在这里择菜、淘米、洗衣服，塘埂上站着一排笔直的白桦树……然而这一切，都永远地停留于人在异乡的梦里。曾几何时，我的小村开始慢慢荒凉，一座座房屋失于修缮（老鼠、黄鼠狼、壁虎、蜈蚣和蛇的巢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开始远走他乡（一个个家庭由此走向解体），父辈们坚守的小村，已经沦为一座空壳。和气大哥一直留守在村里，一面经营着几亩薄田，一面照顾孙女上学。今年春节，和气大哥告诉我这样一组数字：牌楼在册的常住人口原本有一百三十三个，但如今还在村里生活的，只有四十七个，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三名癌症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