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菩提——1865往事(4)

    大报恩寺塔建在宋天禧寺“圣感舍利塔”塔基之上，共九层，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足有26层楼那么高。下大上小，逐级内收，每层所用构建数目相同，只是尺寸一一变小。塔的最上部安装塔刹，底部是两个盆形的“承露盘”。这巨大的承露盘每只都重达900余斤，大概是不便搬运的缘故，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保存在大报恩寺遗址，日本军队侵入南京后，承露盘不知所终。塔的最顶端是纯金制成的宝珠，重达200余两。塔刹有八根铁索与顶层檐角连接固定，铁索和每层的檐角都悬挂着铜制的风铃，共有152只之多，即使微风吹动，也是数里声闻。清代黄之隽《登报恩寺塔绝顶》：“到眼无埃塧，苍茫入素秋。万家斜照里，千古大江流。金碧翔霄表，虬龙压石头。长安称雁塔，此亦旧皇州。”诗中所说长安大雁塔所在的西安大慈恩寺，为李治登天子位前纪念他的母亲所建，是为登基造势，锦上添花；而大报恩寺却是巨大的悲情存在，而且因其隐秘，也就分外巨大。

    南京大报恩寺塔闻名海内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它的通体琉璃。琉璃需要经过两次高温烧制，制作工艺繁复，其时西方还没能掌握此项技术，在中国也是最高等级的建筑材料，只有宫殿等皇家场所才能使用。由于琉璃塔琉璃构件的形状、大小、颜色和纹饰的差异，制坯和烧制更为不易。考虑到以后的维修，当时的每个构建都烧制了三套，备用的两套藏在地下，每件的背面都有编号，并表明它所在的位置。在琉璃塔存世的400多年间，曾有过多次维修，都是调用了琉璃的备用件。张岱《陶庵梦忆》：“塔上下金刚佛像千百亿金身。一金身，琉璃砖十数块凑砌成之，其衣褶不爽分，其面目不爽豪，其须眉不爽忽，斗笋合缝，信属鬼工。”“海外蛮夷重译者百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西方来华传教士认为大报恩寺塔是“堪与世界七大奇迹媲美的建筑奇迹”。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如此“认真”过。

    琉璃塔还是深夜里长明的佛灯。琉璃塔在九层的每一面墙壁都留了两扇窗户，每层16扇，共计144扇。那时南京还没有玻璃，这些窗户都是用磨制极薄的蚌壳镶嵌封闭，算得上当时中国最好的采光材料，被称为“明瓦”。每当夜色来临，无论月朗星稀还是风高月黑，144扇窗户后面的油灯都会被点燃，彻夜不息。无论在城里什么位置，甚至在长江的渔舟之中、秦淮的画舫之内，只要你想要看到它，都可以看到这长明的佛塔，在漫漫长夜里为人们带来安宁、信心、温暖和希望。

    有明一代，大报恩寺因是皇家寺庙，地位崇高，普通百姓自然是难以涉足。明清易代，南京较少破坏，大报恩寺也得到了保护，并走向民间，成为南京人的集体记忆。清代小说《雪月梅》、《儒林外史》中，大报恩寺都是重要人物的活动场所，前者如此描写：“早又是中元佳节，这日是报恩寺的兰盆盛会，弟兄要同去游玩……到得寺中，大殿上建水陆道场，香气纷纭，游人如海。弟兄们四下观玩了一回已是早饭时候，就同到一个洁净面馆内吃了面，出去复到塔上游了一回，无非是一片繁华热闹。”完全是民间的家常与喜气。《儒林外史》更是多次出现大报恩寺的场景。顺治年间，官方甚至应民间要求修复了明嘉靖年间遭雷击焚毁的大报恩寺正殿。康熙皇帝南巡，两次登临琉璃塔顶，为之写诗作文，《修报恩寺塔初毕登之》写道：“塔势摇晨旭，凭陵上九霄。琉璃庄净域，金碧启香寮。地府三山近，江环匹练遥。隔窗云雾起，户户瑞烟飘。”既有尊崇也有自得。

    颇有意味的是，康熙第一次驾临大报恩寺时，跪迎接驾的僧人中有明朝皇族后裔、大画家石涛。石涛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明靖江王后裔，幼年遭变出家为僧，云游四方，以卖画为业。汪世清《石涛诗录》记载，石涛38岁时（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年），“夏五月避暑西天寺怀谢楼”。其时，他所作的《秋涧岗影图》上题有：“性懒多病，几欲冢笔焚砚，刳形去皮而不可得。孤寂间，步足斋头，或睹倪、黄、石、董真迹，目过形随，又觉数日寝食有味。……己未夏五月避暑怀谢楼，湘源石涛济道人。”一年后，39岁的石涛“定居西天寺前面的长干寺”，长干寺即大报恩寺。石涛于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年）闰八月初住进长干寺一枝阁，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年初乘船离开金陵定居扬州，居金陵大报恩寺凡八年。在南京期间，他结识了程邃、戴本孝、孔尚任、龚贤、查士标、程邃、黄云、汤燕生等名流，相怀往还，触目皆是旧都风物，却已面目全非，家国身世，石涛感慨良多，创作了大量诗作和画作。1684年，康熙帝玄烨南巡至南京大报恩寺，石涛跪迎接驾，只是，在祖宗的皇家寺庙，在雄视海内的琉璃塔下，石涛“跪迎接驾”的已是异族的征服者：沧海桑田，山河依旧，大报恩寺的这幅场景已在时间之流中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