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号凌晨，列车抵达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节。置身红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天很冷，但广场上依然很多人摆着桶在卖鲜花，情侣们会买上一枝花庆祝节日，还有结婚的新人们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合影。许多和平鸽在红场上空飞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国，它们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车上，发现因为客满，头等舱变成了两人间。跟我一间的是个雄壮的俄罗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还穿着高跟鞋，衬得我像个没长开的小孩。发现要跟一个男人同房，女人特别不高兴。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是驻捷克使馆的参赞夫人。
参赞夫人提出，让我跟普通舱的中国女留学生换铺，我想想，同意了。结果三个女留学生都在车上谈起了恋爱，没一个愿意换的。这就不怪我了。
参赞夫人沉着脸坐在包厢里。“叮咚！”夫人按响了召人铃。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一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我在上铺百无聊赖，翻出“不老林”牛轧糖吃，一边吃一边把糖纸扔到下面烟灰缸里，却发现参赞夫人盯着那糖纸不错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纸拿起来，小心展平了，夹在笔记本里。
于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说：“ForYou。”“Forme？”她马上喜笑颜开，连说“Thankyou！Thankyou！”一边把糖收到包里。我说：“Eat，eat！”她摇摇头，“Formyhusband”，意思是留给她丈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you！”夫人傻了——“叮咚！”，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两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夫人指指红茶，“Foryou！”。
我接着翻包。翻出准备带到德国送人的漆雕镯子，找出最大号的，“For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动得快哭了——“叮咚！”小点心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