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斥责沉从文前沉对郭的批评(4)

    在沈从文理解的“创作”方面，郭沫若被几乎全盘否定。小说居然“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举的一个例子，是郭沫若所在“创造社”的“小伙计”叶灵凤。平心静气看郭沫若小说，沈从文的判断有相当的准确性，可他的表达语气、对比方式、贬抑态度太过显明。或许沈从文确实出自“艺术良心”，可在当时大有影响、在“创作”上声名赫赫的郭沫若，如何兜得住这满盆凉水？

    四

    至此，沈从文仍不愿放松，他还要从创作要求上来对郭沫若一番品评：“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废话在诗中或能容许，在创作中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损失。他那长处恰恰与短处两抵，所以看他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

    “废话是热情，而废话很有机会成为琐碎。多废话与观察详细并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对于观察这两个字，是从不注意到的。他的笔是一直写下来的。”沈从文甚至顺手将另一个作家也牵了进来：“描画与比譬，夸张失败处与老舍君并不两样。”

    这一切，沈从文是从郭沫若作品中读出来的：“他详细的写，却不正确的写。词藻帮助了他诗的魄力，累及了文章的亲切。”文章又举出周作人“亲切”“不在文学上糟蹋才气”的例子，沈从文乘胜追击：“我们随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写，那糟蹋文字处，使我们对于作者真感到一种浪费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对这个不发生坏感的只是一些中学生。一个对于艺术最小限度还承认它是‘用有节制的文字表现一个所要表现的目的’的人，对这个挥霍是应当吃惊的。”

    因为问题相近，沈从文还涉及了茅盾：“在国内作者中文字的挥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可他仍认为，“然而茅盾的文章，较之郭沫若还要较好一点的。”对郭沫若在文字“挥霍”方面的批评，几乎无以复加。

    由郭沫若，沈从文又牵及到郭沫若为首的文学团体：“这又应当说到创造社了。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那原因，委之于训练的缺乏，不如委之于趣味的养成。”沈从文认为：“初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据地而猛烈发展着一种复仇雪耻的组合。成仿吾雄赳赳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恶骂，以及同样雄赳赳的郭沫若新诗，皆在一种英雄气度下成为一时代注目东西了。”

    创造社既然是这种情况，沈从文当然认为其文学成绩有限了：“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天样子，话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他们缺少理智，不用理智……从另一面看，是这些人不适于作那伟大运动，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认真的一点平凡的顽固的力。”

    在沈从文看来，即使文学，在社会发展中，也是有责任的：“使时代向前，各在方便中尽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时代年青人，以及同情于年青人幸福的一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群力推挽的一件艰难事情。”“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讲的。”而正是“在文学手段上，我们感觉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一个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蹋文字，同时是为无数读者珍惜头脑的一件事”。沈从文所以要反复申说，是郭沫若文字仅适合“檄文”“宣言”“通电”一类大言，一点不适宜于小说，并且随意“糟蹋文字”，耗费读者头脑。

    之所以如此，是“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养到自己精神向前”。大约是认为郭沫若创作受到了其政治生活影响，在其他作家在新时期拿出了作品表达自己时，郭沫若却“只拿出两个回忆的故事给世人的”。沈从文所指，正是《我的幼年》和《反正前后》。

    具体到《我的幼年》，沈从文认为：“若是每个读者他知道一点文学什么是精粹的技术，什么是艺术上的赘疣，他对于郭沫若的《我的幼年》，是会感到一点不满的。书卖到那样贵，是市侩的事不与作者相关。不过作者难道不应当负一点小小责任，把文字节略一点么？”甚至把书价太贵，也认为与作者缺乏节制有责任。

    “《反正前后》是同样在修辞上缺少可称赞的书，前面我曾说过。那不当的插话，那基于牢骚而加上的解释，能使一个有修养的读者中毒，发生反感。”沈从文认为，该书主观的成分太多，所以难能看作史料：“全书告诉我们的，不是一时代应有的在不自觉中生存的愚暗自剖，或微醒张目，却仍然到处见出雄赳赳。这样写来使年青人肃然起敬的机会自然多了，但若把这个当成一个研究个人过去的资料时，使我们有些为难了。”在郭沫若写的是自叙，而沈从文却判断为“创作”，并且是“不适当的”“失败”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