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斥责沉从文前沉对郭的批评(5)

    沈从文还觉得，郭沫若之所以在文字中如此“浪费”，应该与先前稿酬按文字算有关：“他是修辞家，文章造句家，每一章一句，并不忘记美与顺适，可是永远记不到把空话除去。若果这因果，诚如《沉沦》作者以及沫若另一时文里所说，那机会那只许在三块钱一千字一个限度得到报酬的往日习惯，把文章的风格变成那样子，我们就应当原谅了。”其实沈从文并不原谅，他认为，一个作家写出文章，尽管发表刊物不同，可“说的话还是一种口音，那见解趣味，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处处是拙像蠢像”。末尾一句，几乎骂人。

    文章结束，沈从文下了结论：“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位置，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这个宣判式的结语，包含文章中的大量分析议论，相信不是郭沫若乐意见到的。在《创造十年》的“发端”，郭沫若就对沈从文此说有回应：“记得国内另一位大小说家宣言过：我是没有做小说家的资格的，因为我的笔太直，不曲，没有像鲁迅先生的那样的曲。是的，这层我自己是很承认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说，那我实在是不配做小说家。据说小说是‘寒带’，那么只适宜于Eskimo那样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谢不敏。”“Eskimo”郭沫若加注：“爱斯基摩人，居住于北美洲北部寒带。”这是现在可以见到不多的写于《斥反动文艺》之前郭沫若对沈从文的回击。

    五

    《论郭沫若》写作发表之时，沈从文陆续写出了一批有关新文学家的评论，所论及的作家，有徐志摩、冯文炳、朱湘、郁达夫、张资平、闻一多以及落花生、施蛰存、刘半农、汪静之等。总体看去，这些作家论写得颇为认真，有相当忠实艺术的表现。当然，它们也反映了沈从文作为优秀作家对文坛的精审观察和独到眼光。他评论的这些作家中，有提携过自己的徐志摩、郁达夫，其他多位均是相识的朋友，可沈从文的笔下，却能排开这样非文学的情感因素，较为忠实地将自己的看法发表出来。成绩特色谈得深入，问题毛病也一一披示。这种态度，也许与沈从文刚入大学任教，为了表达自己虽无中学以上文凭，却依然不乏艺术见解有关；当然，作为青年作家，二十多岁方刚的血气，应当是他无所畏惧的底本。总之，这批作家论无论表现得准确得当与否，沈从文从艺术出发的立场是不错的。这一点是今天读这批作品须首先留意的。

    具体到对郭沫若的评论，应当说，沈从文有说得相当精到的地方。郭沫若由于早早在诗坛暴得大名，声名远播，他的艺术方面的许多问题，常常为名气所掩，不为人关注或认真提及。而站在远处，不相熟郭沫若本人的沈从文却看得比较清楚；再者，沈从文大多从事小说创作，对于写作方式，常常以小说的特征去评述作家，所以得出郭沫若“有时使人发笑”的“夸诞豪华，如疯如狂”“缺少节制”……的认识。这虽总体并不算无根，可对郭沫若的成绩，肯定得也实在太有限了些。

    除去那些散见于其他各文中的文字，这篇集中评述《论郭沫若》，几乎从多个角度对郭沫若“创作”进行了严苛的批评甚至否定。这首先应当与他们彼此文学旨趣相去甚远有关。沈从文是真正不喜欢郭沫若那样的“缺少节制”“夸诞”“如疯如狂”……自然产生反感，再加上他不认识郭沫若，即使声名赫赫也与他无甚关系，所以下笔就无所顾忌：“创作是失败的”“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这些评论及判断，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那几乎是毁灭性的；对于郭沫若，虽极有杀伤力，却不能较大地影响他的文学位置及声名。但是，要说对郭沫若的内心没有深深挫伤，那几乎不可思议。郭沫若富有文学的敏感，对于沈从文的评议，他不能不意识到多处戳在了自己的软肋。虽然在其他地方未见郭有直接反驳的文字，可十数年后挟着政治威势，以“不能节制”“如疯如狂”“夸诞豪华”“适宜于一篇檄文”这些沈从文当年总括的笔调，对沈从文进行的讽刺和定性打击，那内心的愤愤，真正表现得淋漓尽致……此时的沈从文，不知有没有将郭沫若的行径，与当年自己不客气的文艺批评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