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转变是，在宗族延续的思维下，没有最大化的考虑，就是说门当户对，主要是要合适，要延续现在的格局。现在是要最大化，越有钱越好，千万不能损失财物。《婚姻法》解释三，就体现了这个要求。婚前财产证明啊，婚姻完全变成了契约。
现在的婚姻，倒得出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它是以个体幸福为中心，但又是在父母家庭强烈干预下的理性计算。这个有点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不平等。父母对婚姻的项目性计算，就是为了维持不平等的再生产，获得的东西千万不能失去，没有获得的东西一定要去争取。绝对不能让婚姻成为一个再分配机制。其实婚姻可以成为有意思的再分配机制，有钱的跟有才的人结婚，没才的学点才，没钱的也拿到点钱，现在这个不允许了。拒绝再分配，这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心态。
正午：在你看过印度的例子之后，对家乡经验的反思，还有什么例子吗？
项飚：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对不平等的关注。再一个，回过头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也有更好的认识。中国革命确立了个体的主体性。像民工、农民尽管生活状况不好，但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对平等的追求，觉得人应该平等、凭什么自己不如别人，这一方面当然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冲动，是跟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主体性，作为革命的结果，是中国很大的一个潜在动力。在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发展也是非常快的，这个跟自下而上地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不要讲王铁人啊那些劳动模范，就是在各个农村，修水渠、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都要通过个体农民。
传统和现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传统的基础是高度等级化的体制，是抽取底层的价值，服务少数；现代化建设很重要的特征是大众动员、全面建设。在这方面，印度的大面积动员就很难。他们有另外一面，低种姓在的党派政治上势力很大，但是它的动员都是在投票行为，选举人给很多福利上的承诺，变成了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不能有效地转化成经济、公共生活上的动员。
但是现在个体主体性，完全被市场神话、市场逻辑俘虏了。怎么样把这种个体主体性和另外的社会想象结合起来，是新的问题。因为你的个体主体性，总是要和一种对更大的公共生活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那个想象，社会主义是无法实现的。
总的来讲，我对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丰富性、复杂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正午：有海外经验，对国内很多事情的理解，似乎和一直待在国内的人不太一样。
项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出国之后反而把中国的情况简单化，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要观察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你只拿美国作为参照系统，就容易把中国简单化，比方说对中国革命传统，就认识不到它内在的丰富性。
正午：你在“浙江村”的研究中说，这些在北京的浙江人，并没有断了和故乡的联系，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公共事务还是有人在投入，尽管地已经包给外地人去种了，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把农村掏空了，农村在凋敝。
项飚：这个我必须得说明，我的研究是在90年代后期，现在肯定有很大变化。我后来跟踪浙江村的朋友，也是回去的越来越少，农村的凋敝，的确是一个大趋势。当时浙江村的情况，我想是过渡时期，因为在北京的情况还是很不明了，还是要被赶。现在很重要的是住房商品化之后，很多人买了房子，有钱的人融入城市社会，跟农村基本上是断了联系。
四
正午：在《印度猎身》（以下简称《猎身》）之后，你就是在做东北移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