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很多作家喜欢写自己熟悉的世界，但关于美国，你写得很少。对你来说，外国故事更有诱惑？
何伟：我相信一个好作家能够在任何地方写作，这毫无疑问。我离开中国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专写中国的作家。我觉得，我需要向我的编辑和读者证明这一点，也需要证明给我自己看。我在美国也能写作并且快乐地生活，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当你在海外住了太久，你的职业生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联过于密切之后，你会有种危机感，你担心自己回国过后反而失去了从事专业写作的能力。我不想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我希望拥有在美国进行报道和写作的经历。
但我感觉，在发展中国家从事这项工作更有趣也更有意义。美国是一个稳定的国家，很少有戏剧性的变化。而且，已经有太多人在写美国了。而中国和埃及这些国家还处于寻找未来方向的过程中。迅速而巨大的变革正在发生。同时，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太多的外国作者，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方面。某种程度上，这问题并不复杂，因为它跟时间与年龄有关。干劲十足并愿意到埃及这些国家去实地采访的人都很年轻。但是作家们一般都比较年长，通常要到四十岁以后才渐入佳境。可是到了那个年纪，大多数人都更愿意留在美国过安稳的生活。如果我能适应埃及的生活，也愿意到那里去写出有趣而精彩的报道，并且我的妻子也跟我持同样想法，那么我们就该去做。我们的工作在那里更有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花太多时间在美国的原因。基本上，我们希望在美国把孩子生了，同时，我也希望写出一些不错的文章，以证明我有能力在美国工作。不过那之后我们还是想回到海外去。所以，由于时间有限，我并没有写很多关于美国的故事，但其中有几篇我个人非常喜欢，比如那篇小镇药剂师唐医生（Dr.Don）的特写，我自认为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故事。
正午：在成为作家的路上，父亲和你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对你影响很大。至今仍然如此吗？
何伟：我的个人经历一直影响着我，正如我的学业背景也在影响我一样。这些都是造就我的基础。不过现阶段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所以我需要遵循自己的方向。我尽量多抽时间去探望父亲，也常常和约翰交谈。但是，我生活中很多关键的部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生活的挑战，与他们两人的经历截然不同。所以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路。
正午：在你读书最多的时期，哪些作家对你影响较大？
何伟：从高中到牛津大学，那是我阅读量最大的时期。对我影响最深的作家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rad），斯考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以及约翰·麦克菲。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对我的影响，是在语言和笔调上。康拉德的作品让我有兴趣探寻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到发展中国家去游历和居住。麦克菲的作品让我思考如何将文学带入非虚构写作中。
正午：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堂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何伟：或许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如何去写“asetpiece”。麦克菲给我们举的例子，来自他的《到乡下来》（ComingintotheCountry），书里写道他沿着阿拉斯加的一条河流长途旅行时，看见了一头熊。然后，他专门用一个短章节写起了熊，描述它们的样貌，它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在大自然中的角色。这部分只有几页篇幅，然后他回过头来继续写他的沿河旅行。这种结构与写作方式，其实并未影响到文章的主线，读者也不会感到困惑——相反，它用颇富趣味性的方式有效传递了信息。这就是所谓的“asetpiece”。在课堂上，我们认真阅读了这部分内容，麦克菲谈到了他的构思，以及采用这种结构的原因。
大部分记者永远不会学到这一点，因为报社的编辑并不鼓励记者去思考过于复杂的结构。但是麦克菲很早就教会了我们，我获益匪浅。当我到涪陵的时候，我已知道如何去运用处理“asetpiece”了。
正午：你在他的课堂上写过什么故事？
何伟：我在麦克菲的课上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没太大意思。但那年春天，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在我身边。我的一个好朋友，被揭穿是个骗子，我和他曾一起在普林斯顿大学田径队训练。他伪造了学历证明，编造了个人简历，获得了奖学金。我们都以为他19岁，但实际上他已经31岁了，还坐过牢。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到他上地理课的教室逮捕了他，他回到了监狱。那年春天我去探望了他，并且在麦克菲的课上写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