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会写日记吗？
何伟：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事实上我从来没干过这事。但每当遇到好玩的事，我都会写下来。比如，我们参加过一次疯狂的酒席，真的很好笑，然后我回家就坐下写出来。我还写了很多有关教书的东西，也拷贝了很多学生作业，因为我发现他们写得非常优美有趣。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出书。我写作是因为这些经历太浓烈，而写作是个美妙的回味过程。这也是一个作家领悟到的最好的事——当你写下身边发生的故事，你会有很多收获，并非仅仅是为了发表。你在记录那些可能会被遗忘的故事。你在培养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并且，你给了自己一个机会去思考和消化它们。
正午：《江城》的结构很有趣。除了主文，还夹杂着一些第三人称的章节。你是怎么结构的？
何伟：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我想过很多。在涪陵最后一年的1月，约翰·麦克菲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建议我考虑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没有他的建议，我不会想要开始写书。但突然之间一切显得顺理成章，我便开始准备。
我意识到这本书有一个难点。我希望自己能描绘涪陵——营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特色感。我留意到大多数描写中国的外国作品，都没有突出这一点，因为外国人通常都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居住。但对我来说，涪陵是可以那样处理的。我在当地常常徒步旅行和跑步，因此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很熟悉。
但同时，我还想描述出一个毫无头绪的外国人刚刚抵达涪陵时那种感觉，然后让那个地方的特色以及语言慢慢清晰起来。问题在于：如果我写到自己初到涪陵，什么都不了解，然后突然又开始深入描述这座山城，这样读起来会非常奇怪。因为我好像才刚一无所知，马上又了如指掌。读者可能会想，这家伙刚刚下船，怎能这么详细地描述这里。所以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把我自己从这些章节中去掉。我不再使用“我”来描述这个小城、群山，以及一些当地老百姓。随后，我把这些内容，安插在那些以第一人称讲述并按时间顺序推进的章节之间。
正午：这两部分内容，是一起完成的吗？
何伟：我能感觉到，那种结构会让这本书呈现出多变的笔调。所以，在涪陵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四处走访，把所有使用第三人称的部分都写完了。我也理清了这本书的结构，但那时我没有开始写第一人称讲述的部分。我想这是个性使然，我希望能在告别涪陵后再写它。
然后我带着那些用第三人称讲述的章节飞回老家密苏里，坐下来开始写我在涪陵的生活。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完成。不过，在涪陵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写那些第三人称的章节时，我能感到自己的声音成熟了许多。听起来，我像个真正的作家了。
正午：但在结构《甲骨文》那本书时，你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何伟：在《甲骨文》里，结构则起到了完全不同的作用。我希望有两种叙述方式：一种是编年体，每章的标题都标有故事发生的时间，连续讲述特定的人物与事件。这是书的主要部分，它是线性呈现的——随时间平铺直叙。但在这些章节之间，我希望能够加入一些立体的、跳跃式的短章。这些短章不会沿着主体的方向发展；而是以一种随笔式的方式，调查一些话题。当然，这类章节的大部分内容都与考古或历史有关。我的想法是希望能结合多种情感：时间的流逝，现实的演变，以及你只有在考古学中才能体会到的所谓的“deeptime”。
当然，这两种叙述方式之间还是有些许关联的。我写到了考古学家正在为一座被掩埋的城市“绘制”地下城墙，然后我们看到深圳的艾米丽（Emily）被一个现代经济特区的藩篱包围着。我写到了梅维恒（VictorMair）谈论马和考古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姜文从他的马上坠落。并且中文的副标题与英文的主标题也不同。书中有很多小线索和小包袱，只有那些对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领会。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满乐趣。但是工作量非常大，素材也让我很费神——整理资料是项艰巨的工作。
这本书可能是中国三部曲里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部。我觉得它非常特别。我写了一些老人，他们几乎从来没在记者的文章和书里出现过，这有点悲哀。我们不应该如此轻易地忘记那几代人，不过中国的活力以及年轻一代也确实更具魅力。在这本书里，我还有机会写了我喜欢的地方——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