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你通常都手写笔记吗？
何伟：采访期间，我会尽快整理笔记。我通常用手写，但最近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录音笔，因为被访者觉得这样更自在。但在中国，我从来不录音，因为那让人们觉得不安和紧张，特别是我的采访对象更多是农民和工薪阶层。或许现在情况不同了，人们已经对高科技习以为常。现在我去中国采访时应该会录音吧。
正午：所有素材收集结束后，你怎么开始一天的写作？
何伟：我喜欢在晨间写作，但有了小孩后，早上的时间通常很忙碌。所以现在我的写作时间很灵活。不过我确实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但也并不一定十全十美。在里奇韦，我是在谷仓里写作的。
给杂志写稿子时，如果效率高，我通常每天能写1000字。写书则更快，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你会越来越有干劲。《寻路中国》和《甲骨文》我每天能写1500字。如果有必要，有时我也能写得非常快。关于埃及的一些报道是在很大压力下写完的。报道军事政变时，我四天之内就写完了7000字。
正午：谁是你的第一个读者？
何伟：我最重要的读者是道格·杭特（DougHunt），他是密苏里大学的一位退休教授。我大学期间就与他相识，因为他就住在我父母家附近。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作家，一直对我非常照顾。他是《江城》的第一个读者，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我所有书籍以及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大多数情况下，我并不需要很多编辑工作。我已经独立写作太多年，所以我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编辑了。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会有点找不到方向，是道格帮我挽救了一些文章。
当然，我也会把文章发给Leslie。有时候也发给迈克尔·迈耶（MichaelMeyer）和张彦（IanJohnson）。
正午：在稿件发表前，你会发给采访对象看吗？
何伟：我基本上不会在发表前把稿子拿给受访对象看。我会核对事实，但不会让他们看到文章。这实际上是《纽约客》的一项规定。因为你无法预料到一名受访对象会对文章作何反应。但也有几次例外——比如，我给艾米丽看了那篇关于深圳的文章。不过通常来说，我不会让他们提前看，这不是合著作品，我是作者。这一点让我与他们的关系变得很关键——他们必须信任我。我在写作时，也时时感受到自己肩负着他们的信任。
正午：就写作而言，你曾说《寻路中国》是最成熟的一本书。你具体指的是哪方面？
何伟：我想，从写作技巧上来说——笔调，意象，行文节奏——《寻路中国》都是最好的一本。我也说过，就结构和素材而言，《甲骨文》是最丰富的一本。写《寻路中国》时，我想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我考虑了一下自己曾写过的不同文体——旅行文学，更多个人体验式的叙述，以及以大量采访为主的报道类文章。我希望写一本同时含有这三种风格的书。很高兴我做到了——我的目标一直都是写出三本风格截然不同的书。我不想让它们有雷同的结构或者腔调。
但即便如此，我仍觉得《寻路中国》的中段，也就是三岔村的章节，是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虽然浙江那部分内容有很翔实的调研和观察，但是我在三岔村投入的个人感受，无法复制到别处。我觉得自己与三岔村和魏子淇一家人在情感上有深切的关联。而且我住在那里时，有一些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发生。魏佳的病是我在中国经历过的最吃力也最紧张的事。我很担心他会死去。那段时间我一直陪在魏子淇身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给孩子争取更好的医疗。2007年离开中国前，我回到三岔去跟他们告别。我与魏家人一起吃了顿告别饭，魏子淇和我一路哭了三个小时。晚餐刚摆好我们就开始哭，根本停不下来。这么多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事情。
正午：《纽约客》的LillianRoss写过十几条给记者的建议。其中一条说，不要去写那些你不喜欢的人。你和你故事里的人物关系如何？
何伟：听上去是很不错的建议。不过现实情况是，你通常无法提前知道。不过总体说来，我写过的人物都是我钦佩的人，我很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其中有些人还和我成了好朋友。魏子淇，曹春梅，当然还有艾米丽和威利（Willy）。石彬伦（DavidSpindler）和拉吉夫·葛亚尔（RajeevGoyal）也常常和我联系，我很敬重他们。我也和纽克拉（Nucla）的唐·柯尔克特（DonColcord）保持着紧密联系。我希望能联系上丽水那些被我写过的人，但新移民经常更换号码，所以慢慢就失去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