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经滑到8月下旬，再不出发就要错过最好的拍摄季节——一入深秋，新疆昼夜温差极大，多变的天气将给拍摄增加不必要的难度。而此时，雎安奇和摄制组在拍摄理念上也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分歧。他希望增加影片的机动性，把人员和装备简化至最少。
“最起码我们得租辆车搁设备，不可能我们每个人背着行李拍电影吧？”其他人问。
“没有车。”雎安奇说，“传统的拍法，你会丧失很多真实的东西。”
“拍多久？”
“一个多月。”
“一个月？你要我们背着行李去录音？你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雎安奇，你把我们当傻逼啊。”
“那就全都不要了，彻底一点吧！”他赌气似的。
“雎安奇疯了！”
但是当诗人竖听完雎安奇的这些描述，竟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答应了。“有句话叫，无产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仅仅是锁链。我有什么好失去的，在那个时候。你知道流氓在字典里的定义吗？没有身份没有财产没有精神家园，我当时就是这样的状态。”竖说。
第二天一早，雎安奇带着机器到“火星招待所”去试拍。他一进门就被诗人颓丧的群居生活震撼到了——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床和被子，琳琅满目的酒瓶散落在地上。他给竖试镜的时候，“旁边还有诗人在打飞机！”
雎安奇仍不放心。他在呼家楼居民区里租了一个破旧的旅馆房间，让竖一个人待在那里适应环境：未来几十天，竖将在这样简陋的房间里肆意发泄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必然承受前所未有的孤独。他布置了一堆行头：两个黑色大包、托友人从美国带回的便携调音台、自制的摄影机肩托、水杯、运动鞋、外套、还有十几盒安全套。一切都显得粗糙而又匆忙——一个是急于证明自身的导演，另一个是毫无经验的诗人。当他们从北京的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时，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一个多月里他们将遭遇什么。他们甚至不能肯定，这样一部极端的电影到底能不能成立。
四
抵达乌鲁木齐的当晚，雎安奇就进入拍摄状态。这是竖人生中第一次嫖妓，他非常怯场，“甚至生理上都跟不上”。他本打算和妓女聊天以缓解紧张感，关上房门，还没来得及开口，妓女迅速褪去了衣服，“一开始我根本进入不了状态”。
几次之后，竖的状态放松了许多，但他仍然时常感到恐慌。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小卖部，问：“哪里有妓女？”老板说这里没有正规的妓女，但有当地的农妇做这类生意。他来到农妇的家里，她抿着嘴不说话，像例行公事一样脱光了衣服，他能明显感觉到她对于外来人强烈的厌恶和偏见。
在歌舞厅，拍摄常常在隐匿中进行。即便妓女同意，他们也必须躲避服务员和经理的目光。有一次，服务员中途开门，看见雎安奇正在架机器，随后，经理带上两个打手冲进房间，凶神恶煞：“你们在干吗？你们哪儿人？为什么要拍东西？”他们狼狈地逃出了歌舞厅。有的时候刚拍完，担心妓女反悔，销毁磁带，他们得赶紧收拾行李换其他地方住。
那真是一次惊险、放纵、一生中再也无法复制的旅程。他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库尔勒，穿过和田，再到尉犁县，穿越南疆和北疆之间的大峡谷，到达巩乃斯的国营农场，再到伊犁，霍尔果斯口岸，奎屯，途经果子沟和赛里木湖，至阿勒泰。白天，他们搭车，像游客一样邂逅风景与人交谈，夜晚，他们进入旅馆，放荡地寻找妓女。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他们经过一个叫作塔中的石油基地，地面空旷，许多辆废弃的汽车像玩具一样被随手扔放在沙漠上。竖看见旁边有人在劈柴，噼噼啪啪非常暴力，他对雎安奇说：“我也想劈一下。”雎安奇指着那些汽车：“你可以随便踩这些车。”竖跳上车顶，用力蹦跳，车身被他踩扁，车窗玻璃被他砸碎，引擎盖被他掀翻。雎安奇打开机器一边拍一边哈哈大笑，“感觉像脱离了地球，来到一个魔幻世界”。
但更多时刻，他们处于一种消耗过度的紧张和疲惫的状态。雎安奇期望随时捕捉可能有用的素材。即便在旅馆，他也要求竖不停地走动，开门、进门、关门，前后左右来来回回，一个简单的关门动作就要重复七八遍。对于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竖来说，他很快变得不耐烦。起初他觉得好玩、刺激，随后他愤怒，发脾气，“即使工作，这一天里也有一些时间应该是我自己的，你不能完全侵占我的时间，更何况我不是卖给你，而且我连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拿”。到了最后，他消极，麻木，“从朋友角度来讲，我仁至义尽了，能够贡献的力量我已经贡献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