雎安奇的压力可想而知，他包揽了导演、制片、录音甚至导游的工作。一方面，他庆幸当初砍掉摄制组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他和竖搭乘新疆人的汽车，逼仄的车厢里，除了一个演员和拍摄者，再没有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更何况机器。雎安奇常常得弓着身子，蹲在车窗的仪表盘上拍摄。另一方面，他身心俱疲，几乎到达极限。这种即兴的创作方式让他不得不时刻保持高度的敏感。每到达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就开始思考：今天住在哪一家招待所？去哪里找小姐，宾馆还是歌厅？需要设置哪些情节？
雎安奇也常常提心吊胆。竖爱喝酒，喝一瓶就晕晕乎乎，他不断提醒竖：有些事情你得悠着点，不能冲动，遇事一定要冷静。他把每个设备编号，每次临走前点好数才放心。几十天来他从没有安稳地睡过一次。一节电池的续航时长只有一个多小时，他只带了一个充电器，晚上不得不每两个小时醒来，换另一节电池充电。他自嘲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人”，“这是最极端的环境了，除了导演和演员没有其他人，你还能怎么样呢？”
其间，他们遭遇了一次意外。在尉犁县拍摄沙漠的时候，雎安奇的机器里面进了沙子，监视器坏了。他们来到当地一个修电器的地方，修理工粗鲁地把机器拆开，排线断了一根，他尝试把排线挑出，找了一根铜丝把两端的排线焊接在一起，铜丝裸露在外面，放进包里，就折断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雎安奇决定坐车回乌鲁木齐修理机器。他在车站等候上车的时候，一辆大客车从他身旁拐了一个弯，他被夹在两辆车之间，甚至能够感觉到客车擦过了他的脊背，他浑身颤抖，以为自己一定会被掀翻了，那辆车打了一把方向划了过去。
“危机重重，太可怕了”他说，“我觉得自己会死在这个路上。”
若不是身处其中，很难体会那种孤绝的境地。漫长的行程像慢镜头把人的脆弱和孤独拉长放大。雎安奇抱着不顾一切的心态拍摄这部电影，事实上连他自己也对这样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他不断地自我审视，不断地自我怀疑，他知道他把自己逼入了一个绝境，“那种感觉，就像陷入了梦魇，逃不出来了”。
而对于这部电影是否成立的怀疑，是雎安奇和竖一直惧怕但又不敢戳破的一只脆弱气球。它时刻飘浮在竖和雎安奇之间，像一个定时炸弹，随时爆破。
他们开始争吵，甚至相互羞辱。“都多长时间了，你的表演还不开窍！”“你就是个傻逼！你这堆东西拍出来就是垃圾！”
打台球是他们休息时候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两个男人之间互相排解怨气的出口。有一晚，在奎屯，雎安奇连赢竖三盘，竖明显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对于雎安奇来说，竖的沮丧就是一种胜利。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回到旅馆，他痛哭流涕，抱着酒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雎安奇又感到后悔，“作为一个导演怎么能够影响演员的情绪呢？”
在和田，他们遇到一个新疆妓女。对于拍摄，她表露出不同于一般妓女的友善。竖和她坐在床上抽烟，像两个老朋友。她突然动情地哭起来，斜靠在竖的肩膀上，竖抚摸她的背：“你有啥不开心吗？”“开心。”
新疆转完一圈，雎安奇没底，要补戏。他们回到和田，又来到相同的旅馆。那个新疆妓女认出了竖，提出要和竖睡觉。雎安奇反对：“你不能和她睡觉，你明天还要补戏，你已经很累了，这样明天状态会更差。”竖不听，那晚他和那个新疆妓女上了床，他递给她四十块钱的嫖资，他以为妓女不会收，但事实证明他对妓女的看法太过单纯，妓女离开后，他感到非常失落。
雎安奇冲进房间，好像他一直守在门外。他讥讽竖：“你看你这个傻逼，是不是我说的那样？”
很快，他们起了争执，并蔓延到人身攻击，他们互不相让，恶狠狠地回击对方。
“你他妈连妓女看着都要害怕的傻逼。”
“你个蠢玩意儿，生活中炮打得不够就在电影里找！”
那只飘浮的气球终于破裂，争吵持续到深夜一点多。竖和雎安奇同时背起行李，走出旅馆，一个朝南，一个往北，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