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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去越南的时候，想拍的并不是今天的片子。刚开始我们策划了一系列的主题，要去拍越南的男足，要去拍越南的方方面面，跟中国观众介绍今天的越南是什么样的。最早去越南是想拍这个，但这个项目没有立项。 我就很懵，我来越南还能干啥？我想起下午到还剑湖边上去，就跟所有的越南人一样，坐在街边喝凉茶、喝咖啡，一坐一个下午。我当时就已经非常沮丧了，我已经两年没有出作品了，该拍一个东西了。后来碰到了王总，就好像一头鹿跑了，另一只熊就出现了，这只熊又带来了一些其他的小伙伴。所以我拍摄的过程真的就是漫无目的的、瞎猫遇上死耗子的这种模式。 凹凸镜DOC：我想起有人问周浩导演说，周浩导演你拍过医生，拍过警察，拍过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你怎么能拍到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周浩导演说，我拍了十个人，可能只有两个人允许我拍，可能只有一个故事真的剪出来了，你看到的是我选择出来的，其实我背后被毙了好多。被拒绝，才是纪录片人的日常。还是感谢拍摄对象，把故事给贡献出来。 花总：对的，你必须要一直在田野上，一直要 on field（在现场）。你是一个猎人，必须到森林跟大自然里面去转悠。不去转悠的话，你是碰不到故事的。 另一方面，其实今天有非常多想拍纪录片的更年轻的小伙伴，但是他们其实是不太有机会的，因为你真的要去拍纪录片，尤其是那种自己要去挖掘选题的这种纪录片，实际上是需要非常多的资金跟资源的支持。在刚刚起步这个阶段，肯定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你就很难捕捉到好的故事。 当然我也不是妄自菲薄，我觉得我自己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些才华。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从纪录片的拍摄技能上，肯定是不如很多其他同行的。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我想在那个地方待多久，我就可以待多久，我就是熬也要把你这个故事给熬出来。但是对于其他刚刚起步的拍摄者来讲，他们就需要有非常大的成本支持。所以我就跟朋友说，其实在接下去的话，我们尝试能不能用某一种基金的方式，给到所有对纪录片感兴趣的，尤其是刚刚起步的小伙伴一个支持。 因为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是全世界故事最多的国家，我们现在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恰恰是产生故事的一个沃土。但是今天因为种种原因，大家对于纪录片的拍摄失去了兴趣。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失去兴趣，第二方面我觉得还是资源不够。所以看看接下去能不能在这方面贡献点力量。我还是觉得拍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但是真的要让更多的人去加入到这个事情里面来的话，是要给他们一些扶持的。 凹凸镜DOC：确实，拍纪录片，不光要会拍摄，对于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一个纪录片人要具备的，甚至有各个方面的一些理解、认识和资源等等。我突然想到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您推荐了一本书，是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我觉得可能您除了拍纪录片，会有研究一些别的方面。如果您再推荐一本书，会推荐什么呢？ 花总：保罗·索鲁（Paul Theroux）坐火车穿越中国的系列（《在中国大地上》）。保罗·索鲁八九十年代来中国，写的几本关于中国的游记。最近另外在看的一本是《养猪指南》。我最近在看怎么养猪怎么养鸡，我特别好奇。因为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奇奇怪怪的书，什么军地两用人才那种教材之类的，还看我妈的妇产科书籍，包括怎么给人打针，怎么做手术。 凹凸镜DOC：所以一个纪录片导演不光是要会拍纪录片，要对于各个领域都有一些认识。《出海》是您的第二部纪录片，第一部叫《口罩猎人》，讲的是疫情期间一些在外国通过口罩去做交易的中国人，当时获得了“微博年度话题纪录片”的称号。《口罩猎人》和《出海》是不是有一些共同点呢，除了都是在国外发生的事情，是不是自带热搜体质，还是说您的选题是都很前沿的？ 花总：其实没有，这可能只是碰巧。我一直比较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拍的是人的故事，在对人的理解跟发掘上面，我觉得目前做得是不够的。像《口罩猎人》，它特别短，就是在十几天的时间里面拍的，还丢了一部分素材。只是它讨巧的地方在于，它处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正好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再加上主人公很帅，所以它出圈了。 《出海》本质上来讲，我甚至觉得我是在拍一个中年人的人生故事，不管是王总还是黎叔。《出海》更多是讲中年人的这样一个特殊人生阶段，其机遇以及所感受到的这种冷暖。听起来会感觉更文艺一些，当然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新闻性和传播效果，会强化另外一些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