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追忆(3)

    我已不记得这个安徽农民的名和姓了，却还有他的粗略印象，大约四十出头，中等个头，扁平脸膛，光头，那双眼睛从来也未见过怒色。他和村子里的人碰面，点头说一句客气话便不停脚步地走过去了。他傍晚在菜园里选购几种蔬菜，需得淘洗的就在地头的水车井边淘洗干净，再挑回那孔窑洞，第二天早晨便挑着装满蔬菜的两只竹筐上原或过河赶集去了。他的这种营生持续了四五年，和我们这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却突然在某一段时日，村人发现这个安徽人不见了，似乎缺失了什么，互相打问他的去向。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某一天悄没声息离去的，据说是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区即将开始搞“四清运动”的诸多传闻风声鹤唳，“三年困难时期”稍得宽松的农村政策又收紧了，阶级斗争的锋芒又显露了，安徽人胆怯了，溜走了……我和村人一样不大在意他的离去。现在在我看到纪录片上那些长满荒草的村巷和屋院时，不仅想到这个安徽菜贩，而且很自然地想到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妻儿到哪里去了，我尽管不敢猜想他们的结局，却不由得心里发冷。

    看着严俊昌领头搞的秘密盟约，及至第二天见到已着西装的严俊昌本人，我都想着那个安徽人。前者冒死联名密约分田到户，后者隐身逃难到千里之外的村子里贩菜谋生。他们在生存危机来临时各自选择了求生的途径，也让我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尤其是对严俊昌这位伟大的农民。

    惊天动地“万言书”

    在我走进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看到秘密盟约时，我的脑袋里还浮现着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严俊昌是一九七八年要搞分田到户的，采取的是秘密结盟的方式，盟约文字不过两三行。而杨伟名是公开地建议，把一份名曰《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万言书投递给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导，从最底层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里不乏哲思色彩的辩证和具体建议。座谈会上见到严俊昌时，杨伟名因为那份“万言书”而被迫自杀的惨象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刻，我顿然悟到一个尤为关键的时间概念，即一九七八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严俊昌们的幸运就在于秘密结盟在一九七八年，而杨伟名的悲剧概出于一九六二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他已陷入绝境，只好吞下毒药……

    在走进小岗村之前的二〇〇五年岁末的寒冬时月，我曾到陕西户县寻访杨伟名这位被许多高人称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的足迹。

    此事发端于一九六二年春天。这是时称“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且不赘述乡民吃糠咽菜甚至剥树皮撸树叶拔野草填腹充饥的惨景。杨伟名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担任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尽管也相信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却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在水丰土厚的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灾能够导致广泛的生存绝望，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况且在民间早就流传着“金周至银户县”的民谣，户县是在关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区，今年的旱灾虽有发生，但灾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场连续三年滴雨未下的灾难。他们三人在商议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看到了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集体食堂）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交谈几经讨论，他们三人形成了走出困境的几条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

    这里对杨伟名做一点儿简要介绍：一九二二年农历年末出生在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岁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馆就读，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读起，又熟习《四书》《五经》中的《书经》《诗经》等，生性聪慧，背记古文五十余篇，奠定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即使因贫穷辍学，他也一边种庄稼一边借来邻居好友的高小、初中、师范和农业专科学校的课本自学。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为乡村邮递员的杨伟名在《陕西商报》发表悼念文章。一九四九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解放后，党组织选派他到咸阳地干班学习培训，无疑是进入地方基层队伍的途径，却被妻子抱住双腿不得离家，随之脱离了党组织。解放后，杨伟名积极参与并组建互助组和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大跃进和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他一直任会计、文书，后来当选支部委员。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都是积极参与并组织建设，而且把自家较为宽裕的房子腾出来，给村子里做食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他依然以负责任的姿态绝不盲从，写文章予以纠正。比如针对当时发生的不仅反科学也近乎不懂常识的“小麦密植”，他写下《谈谈小麦播种量》予以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物资供应困难”，他写成七千余字的《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不仅提出良好意见，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针对党政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现象，他写成《致县委信》，指出作为“大脑”的领导机构，应当重视作为“耳目”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四月写《目前农村工作十谈》时，他已经写下十余篇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种偏颇现象的建议文章。他的《目前农村工作十谈》刚写完三谈，便停止下来，开始写作《当前形势怀感》这篇近万言的文章，于五月十日完成。内有十三个小标题，分别为：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进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烦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