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的活性和通达(2)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写道：“一个民族在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各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时光回放，钱钟书就曾说过：“古往今来，多少哲人建筑的理论大厦都倾塌了，只有瓦砾堆里的零星材料还可以供人使用。”马王堆那副不到一两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们说起时都非常感动。

    中国画里的中国元素，少有穿西装的。中国男人穿西装大多像老人松散的筋骨，缺少棱角、锋芒、姿势。偶尔笔挺一下，看上去不仅神气不自在还显得人肥腻。我偏好中国画里的疙瘩袄疙瘩裤，一见那样的人事，那样的画作，便觉一股俗世的泥土味顺风扑面而来。

    宋美龄当年游说西方，假如她不是穿了中国旗袍，而是穿了小西装短裙，想不出来，她局部的细节和美好会在什么地方发出光芒。当年的罗斯福何等的老江湖，一件旗袍让老江湖情动。

    能够深入世界人民肺腑的民族风情，活泛并长久生长，一定是特有的民族元素征服了人心。我的阁楼里挂着两件女人出嫁时穿过的中式嫁妆，一红一蓝，在水泥墙面上，温婉得紧。一个小角落里挂了两只铜锣，看上去有烟熏火燎的旧。我看见它们我就想到了女人出嫁时的排场。锣鼓家伙的喧嚣，女子在花轿里被颠得目酣神醉的痴笑，许多年，那一天的喜色，浓得化解不开，一想起，都会叫女人舒眉展眼。

    服饰的单调，无不透射出民族文化的低迷和苍凉。假如，有一天，一袭长袍马褂的男子在我的阁楼上，“呀嗨”一声出场开腔，我就会激动，会体验极乐的狂喜。就会想，我们丢失了多少生命的活性和通达。

    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鲁迅和茅盾曾受美国人伊罗生的委托，编写过一部名为《草鞋脚》的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美国人喜欢中国的什么？一定不喜欢中国洋化的东西，可我们中国人对我们的老土永远的不自信。画家里边有一位穿长衫，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我的童年，三毛是我未来的情人。我跟我的情人去流浪，现在，好端端把流浪说成了旅游。

    流浪是自由的身体放纵。现在不缺少浮躁，有些人喜欢把浮躁和激情混为一谈，走俏市场。

    城市没有多少味道了，乡村的城镇化，建筑上不分彼此。多民族就是多色彩，穿什么样的服饰住什么样的屋子，是我有生之年最喜欢去发现的事情。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人比起物而言，人应该是一个活物，活，一晃而过，能看在眼里的多，能入了心里的少。很多时候，西装是一个别扭的影块，不踏实，迎合，不能够自由自在，捂不住胸口那巴掌大的热气，稍稍拥肩靠膀，人就显得假模假样虚。

    我更喜欢中国丝绸做出来的中式服装。

    女子的委屈，该是生怕不叫人识得。比如丝绸做下的旗袍，有勾人魂魄的东西，许多女子穿不出那份好来。闪露大腿的开衩处有女子的小性感，你说它是一件衣服，它是的，你说它不仅仅是一件衣服，它不是的。它是一点点开衩上去的，它不仅仅是为了遮蔽肉体，还有娇俏挑逗。那份好就来了，一股朦胧的潮气，把肉体的委屈渲染得淋漓尽致，是明媚的底色，也是不良的趣味。真叫个难敌风尘。

    公元二世纪的希腊，有一位地志学家写中国的丝绸，他说丝是从蚕而出，文字里记载，蚕要养育四年，四年里蚕吃小米而不是谷子，到了第五年，蚕伤感地知道自己不能活了，它便开始吃新鲜的芦草。这位地志学家一定不知道蚕不吃小米。他如果来一次中国看看蚕是什么样子再去写就写好了，他是一个明白得很的字贼。丝绸古道上，西汉第六代国君汉武帝刘彻的功勋是无人敢否定的。不知道刘彻是否见过蚕？我小时候的乡村，蚕要喂两季，夏蚕和秋蚕。蚕怕冷，养秋蚕的山里人家，到了蚕织茧的时候屋子里都要生火。白白胖胖的蚕上了谷草，身子越来越小，自顾自地，仿佛从来没有哀愁。

    我有一双黑绸子底色绣花鞋，有一次去澡堂里洗澡，出来时鞋丢了。我傻傻地看着***女人们，任何公众场合她们都强调着自己身体的优雅与美丽，唯独澡堂里，不生动，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有可能败坏她们的优雅。澡堂里的拖鞋都是顺往一个方向，我穿着顺往一个方向的拖鞋唱着《红河谷》里的那支歌回家：“河对岸的草地上，姑娘的鞋子丢了，丢了就丢了吧，明天早晨再去买一双。”不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恨那个偷走我绣花鞋子的女人，我真想告诉她，除了鞋子之外，贴身内衣一定要穿丝绸，它对身体的爱护是隐而不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