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来之学风
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经学、玄学、佛学，同时并行的时代。因为两汉的儒者，泥古太甚了，所以激成一种喜欢探求原理的趋向，而形成所谓玄学，第二编第八章中，业经说过了。玄学的思想，自然和佛教接近的，所以东汉以后，佛学渐次昌明。然而在中国社会上，素占思想重心的儒学，自然还保存其相当的位置。
两汉的儒学，有今古文之分，第二编第四章中，也业经说过了。今古文之学，本来是各守专门的。[1]到汉魏之世，郑玄、王肃辈出，才杂糅今古文，以意去取。自此以后，两汉专门传授的统绪，渐渐的失传了。郑玄在当时，是很负盛名的。而王肃是晋武帝的外祖，他的著述，在晋初也颇占势力。从此以后，经学界今古文之争，一变而为郑王之争。王肃这个人，颇有作伪的嫌疑。因为东晋时，有一部号称孔安国传的《尚书》出现。其中经文，有一部分是假的，注则全部是假的；而其说法，和王肃的说法相同之故。[2]这许多，都是后来的人，考据出来的，在当时的人，则并不知道。当时儒家的思想，大抵不免于琐碎。因为经是不能直接解释的，总得根据前人的注。前人的注，自然有不完全处，不明白处，有待补充解释；于是更为前人的注作注，是为义疏之学。南北朝的经学，可以说极大部分，是给义疏之学所充塞的。当时的儒者，是喜欢考据事实，而不甚问其所以然的。承汉代泥古的学风之后，一切事情的办法，都要以古礼为根据，所以治“三礼”[3]之风极盛。礼在古代社会里，自然是生活的轨范。到后世，社会的生活变了，如何还可拘守？如此，自然要激起有思想的人的反抗，都走向玄学、佛学的路上去了。[4]
玄学是混合儒道两家的思想的。他们所注重的书，是《易经》和《老子》、《庄子》。所考究辩论的，大概都是哲学上的问题。至于佛学，则初输入时，都是些小乘之说。信他的人，亦大抵是宗教上的信仰。公元4世纪之末，大乘经典，开始流行。从此以后，佛教的哲学，就日盛一日。[5]佛学盛行之后，自然有将他和中国固有的思想相比较的。于是有人主张佛学和儒道，两家之学，名异而实同。也有人主张根本上不能兼容的。彼此辩论之说亦不少。
当时虽在丧乱之际，讲学之风亦颇盛行。有名的经学大师，门徒往往至于千百。他们或者公开讲演，或者集众辩论。辩论之际，也是很激烈的。[6]讲玄学、佛学的人，亦有此种风气。有学问的君主，如梁武帝、陈武帝等，亦时时聚集群臣，亲临讲会，他们所讲论的话，编纂成书的也不少。[7]
隋唐之经学
到隋唐之世，风气又一变了。此时义疏之学，派别繁多，就是专门研究的人，亦不能尽通。谨愿之士，都苦其琐碎；浮夸的人，则借此自炫。义疏之学到此，就有加以整理的必要。而当东晋南北朝之世，南北治经的风气，亦有不同。北方是谨守汉人旧说的，南方则王肃一派之学颇盛。晋以后人的说经，又颇有杂以玄学的。隋朝统一以后，论政治是南并于北，论经学则北并于南。唐太宗时，命隋朝的宿儒孔颖达等纂修《正义》。至高宗时，又加订正颁行。所取的都是南方之说。隋唐之世，是文艺盛而经学衰的。唐代读经的人，大抵是为应科举起见。既有官纂之本，别种书，注意的人就少了，而南北分离的经学，至此遂告统一。
论文学，唐代却是一个大改革的时期。汉代的散文，本来和口语接近。东汉以后，渐变而崇尚偶俪，遂成所谓骈文。所谓骈文，其初不过是句调求其整齐，措辞求其美丽。这不过是就散文加以修饰，原非截然异物。到后来，修饰之风，愈趋愈甚。一句句都要对起来，再加以要用许多辞藻来涂泽。说一件事情，不是直说的，而要用古事来比附。如此，就和口语相去日远，寝至不能达意了。当时这种文字，称之为文；其实际应用的，则称为笔。笔使用俗语，比较多些；也不大用辞藻涂泽、古事比附。然而其句调的要求整齐，还是一样。这也是和口语不合的，所以也不能达意。文字的浮靡，乃后起之弊，在古代，本来不是如此的。浮靡既甚，就有人要想返之于古。这种风气，南北朝的末年，已经有了，到隋朝而更甚。然而不知道用古人说话的法子来说现代人的话，所做的文章，简直是说的古话。那其不能适用，和将辞藻涂泽、古事比附的，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