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落的亡灵(3)

    后来的情况是细牛这次才跟我说起的，初到霓虹闪烁五光十色都市的梅花，起先只是新鲜和好奇，对每月包吃包住一千多元的工资收入也颇为满足。时间一长，梅花自我感觉的幸福生活就被一个接着一个几乎是巨大的疑问击碎：为什么前来消费的客人一瓶酒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一顿饭抵得上自己一年的收入，他们为什么这么有钱？同宿舍的姐妹也都是和自己一样从乡下来的，为什么大都穿金戴银比自己富有？为什么那些并不熟悉，腆着大肚腩的老板和权贵们，每次见到自己总是笑眯眯的像亲人一样嘘寒问暖，总是叫她留下联系方式和电话号码……这些问题曾一度十分困扰着梅花，几乎使她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不久，梅花就开始有些变化，最后干脆辞工投奔去了深圳一个有家室的老板那里。

    细牛告诉我，有钱后的梅花曾回过一次老家，她想再也不去南方了，打算回来过安稳的日子。不久，梅花就听到了有关自己的一些风言风语，与人聊天开始往往兴高采烈，越往后便常常有些话不投机……在家只住了三日，便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老家。离开时，梅花还特意到细花姐姐的坟前烧了些纸钱，默坐了许久。说到这里，细牛还一个劲地捶胸顿足，无限后悔自己一时糊涂送妹妹去都市打工，让她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后悔的不单是细牛，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呢。此情此景，不由让我想起了一位名叫夏榆的乡村诗人，目睹自己痛失故园的现状，悲然无奈地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歌：

    人长大了，茅屋矮了，我无处去/娘疼我们，总为弟弟学费抹眼泪/小翠回来了，嘴涂得那个红，脸也白了，漂亮哟/过年了，她带回了好多钱/娘说种粮食不赚钱，明年不种了/村里人说小翠没有我漂亮，她胆大/小翠变了，她说我什么都不懂，问我想不想去卖淫，我说想/小翠哭了，说好妹子带你去/我笑了/娘，明年我也去……

    走在既熟悉又陌生的村道上，我步履倍感沉重……感觉自己心底深处有太多的忧伤，还有细花的眼泪和细牛的悔恨，更有千万个梅花绵绵的苦痛。

    三

    第三位拜祭的亡灵，名叫孝年。他与我同岁，是我家的隔壁邻居，也是我所有儿时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孝年从小就孔武有力，他长有一副宽宽的肩胛，一双像铁耙样的双手，还配有两条鼓鼓墩墩的双腿。对于一个从小就要替父母干活，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的农村孩子来说，这些均是他得天独厚的本钱。从我记事开始，孝年的懂事和能干，便一直是我们儿时伙伴们学习的榜样。当我们干不好农活，插秧、锄草、割禾，老是撅着高高的屁股，老是伸伸懒腰的时候……便会随时痛遭大人们的呵斥：你看看人家孝年，瞧瞧你们的懒样，真不是出天子的气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大兴集体化生产，社员们干活都是记工分。那时候的乡镇被称为人民公社，村被称为大队，班组一级则称为小队。一个劳力一天记一份工，年底时再以生产队（组）为单位按家庭所得工分进行按劳分配。一个社员辛苦劳作一天，才值七分钱，刚够买一个鸡蛋，一年下来往往都是入不敷出，只能勉强解决温饱。寒暑假期里，我和生产队里七八个十多岁的少年，每日才挣半个工分的时候，孝年早已可以挣到一个大人的工分了。为此，孝年那任生产队长的父亲曾无比自豪过。

    记忆中，孝年挣工分干农活比我们强，但是和我们在一起玩过家家、捉迷藏、骑马斗牛等游戏时却笨得很，常常遭受我们的欺负和戏弄，连玩过家家给他配的新娘子都是最丑的。农闲时节，我们常和孝年在湖边一起玩打跪架子碑，往湖面丢瓦片玩飞飘等游戏，孝年也多是遭罚跪罚站，捏着鼻子罚学牛叫……

    记得寒暑假期里我们除了帮大人们正常干些农活之外，便是放牧和照顾生产队里的耕牛。众多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头扎柳条帽，腰间别着两把打鸟的弹弓，骑着大水牛，行走在水草茂盛、广阔无垠的湖洲上，活像一个个披挂出征的大将军。我们避开大人们的监管，先用稻草烧红好斗的公牛的双眼，再用牛鞭抽打，让它们相遇到一起拼命厮杀。牛角的撞击声，伙伴们的吆喝声响成一片……一幅活脱脱的战争画面。每到这时，孝年却只有旁观的份儿，因为他看管的水牛都是母牛，而看管那些好斗好骑的公牛和牯牛（被骟割了的公牛）都是我们这些平时调皮捣蛋，爱动歪脑筋的人的专利。只要离开大人们的视野和监管，我们就有办法，叫平时那些和孝年一样听话懂事的小朋友俯首帖耳，接受我们的捉弄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