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文艺界之创作
中国的文艺作品，是各时代各有其特色的。如西汉人的散文，唐朝人的诗，宋朝人的词都是。在元明时代，最有特色的，则为戏曲和小说。
中国古代的优伶，是以打诨和取笑为主的。扮作古人，只有百戏中偶有其事，算不得戏剧。歌舞亦另系一事。南北朝时，才有以歌舞而兼扮演的，如《兰陵王》、《破阵曲》之类。[1]然而所唱的词句，并不入所扮的人的口气，也还不是近代的戏剧。近代的戏剧，是导源于宋，而大成于元的。元朝的南北曲，都合着音乐，可以扮演；表情和动作，都合着所演的事的情节；所唱的词句，即作为所扮的人的语言。歌舞扮演，合为一事。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联结起来，在美术上，自有相当的价值。元朝的戏剧，存于现在的，就是昆曲。昆曲的词句，渐偏于雅驯了，不是人人可以懂得的。就是那音乐，在社会上，亦不甚普遍；并有词句不能协律，布置不合排场，不能表演，而只成为一种纸上的作品的。这是后来的变化，初起时并非如此。所以初期的戏剧，也算是平民文学的一种。至于平话，就是现在的说书。后来将其脚本，渐渐增饰，专以供人阅看为目的。如现在的《三国演义》、《水游传》之类都是。尤为平民读物的大宗。
元明之学术思想
理学虽兴起于北，然自宋朝南渡以后，反而盛行于南。北人不大知道。元兵下湖北时，得到中国的儒者赵复，北人都奉以为师。自此理学在北方，才渐渐盛行。此时所行的，南北都是程朱一派。到15世纪末年，王守仁出，而风气才一变。王守仁之说，是远绍陆九渊的。他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种知，是人人所固有，不待学而成的，所以谓之“良知”。良知自能知是知非，我们只要遵照着他行就够了。所怕的，是人为物欲所蔽，良知不能做主。然而良知只有昏蔽，决不会丧失的。一朝把他提醒来，又是完全具足。我们做人的工夫，只要时时刻刻，提醒这良知，不要给他昏蔽就是了。这个便唤做“致良知”。这是何等简易直截的方法？
一种学问，发达到极盛时，就要生出流弊来。理学家注重于检点身心，对于学问，自然要空疏些；对于应事，也就不免迂阔。程朱之学盛行时，已是如此，王学专注重一心，自然其弊更甚了。而且还有不拘形迹，猖狂妄行的。所以到17世纪初年，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辈出，而风气又一变。顾、黄等大儒，对于理学，是并不反对的。但他们读书都极博，考据都极精，所以能救理学末流空疏浅陋之弊。他们又都是想做事的。当明清兴亡之际，都抱着百折不回的志气，要想图谋恢复。实在事无可为，才专发之于著述。他们的著述，也是极有精义的。如顾先生在他所著的《日知录》里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所谓国，就是现在所谓王朝；所谓天下，就是现在所谓国家。这是给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以何等的一个刺激？黄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专制政体，痛加攻击，尤其是从前的人，所不能说，不敢说的。此外他们对于国家社会，涉及根本问题的地方还很多。清朝人专讲考据，只算承受得明末学风的末节。其真正价值，倒是革命思想兴起以后，才渐渐有人认识的。
王守仁像
元明之风尚
当异族入据之时，总不免有许多恶风习。譬如元朝时候，中国剃发易服的很多；并有学作胡语，改变姓名的。这是何等痛心的事？直到明太祖即位后，才把他禁绝了。[2]可是表面的弊窦易改，实际的弊窦难除。当元时，人民因被俘虏而沦为奴婢的很多，明朝还不免此弊。其时江南士大夫之家，卖身投靠的，往往多至千百人。恃势横行，乡里都不得安枕；连主人亦为其所制。而明代绅士居乡，亦很多暴横的。这都是异族入据，留下来的污点。明初的政治，是颇想振作士气，培养人才的。譬如太祖，很注意于学校。曾于一日之中，擢用国子监生60余人，做布按两司的官。又极注重荐举。被荐举而来的人，又叫他各举所知，亦都加以任用。其时的学风，亦本来是讲究气节，重视致用的。所以一代的士气，颇为发皇。能慷慨言事的人很多，虽屡受暴君和阉宦的摧残而不悔。但是争名誉，闹意气的毛病，自亦在所不免。末年的党祸，也是明代的风气使然，势所必至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