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会说：“在欧人东来以前，中国是闭关独立的。”其实何尝如此？中国从汉朝以后，久和欧洲人有交通了。但是在中古以前，中西的交通，不过彼此将珍奇之物，互相交换；或者输入些无关大体的学问技艺。虽亦彼此互相仿效，至于文化的根柢，则未曾动摇，到近世就不然了。自从西人发明了科学以后，其制驭天然的力量加强，因而其生产方法，逐渐改变。生产方法既变，社会组织，亦随之而变；而其侵略他人的力量亦加强。试看前代，中西交通，都是时盛时衰的。我们欢迎他们，他们就会来；要是拒绝他们，他们亦就无可如何。而在他们自己，亦是时盛时衰的。盛的时候，会来和我们交通；衰的时候，来的也就稀少了。到近世，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要来，我们固然无法拒绝；而他们亦自有其不得不来的苦衷；而近世交通的便利，兵力的强盛，却亦足以把全世界连结为一；再不容有一国独做世外桃源。至此，则不但中西的交涉，因彼此交通而加繁，就是中国的内部，也要因之而起变化了。这是近世的中西交通，和中古以前不同的性质。其情势，是到18世纪之末，五口通商之后而后盛的；而追溯其源，则还在15世纪末叶，西人发现新航路的时候。
欧人航路之开辟
欧亚两洲，虽然陆地相接，然而从欧洲到亚洲的东部，或须经过荒凉寂寞的西伯利亚，或须经过山岭重叠，沙漠绵亘的中亚细亚，[1]交通都很困难，所以历代的往来，转以海路为多。从欧洲到亚洲，本来是由黑海、地中海出小亚细亚，而入波斯湾；或由埃及溯尼罗河，渡过沙漠，而入红海的。从蒙古西征以后，土耳其人受其压迫，立国于亚洲西部。其后渐次强盛，地中海东部和黑海的沿岸，都为其所据。土耳其和欧洲人，因宗教不同，互相仇视。欧洲商人东来的，未免要受其留难，就想别辟航路，以通东方。其结果，就有两条新航路发现：其（一），是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而到印度。其（二），是哥伦布[2]，相信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可以达到东方。得西班牙王的扶助，发现了南美洲。后来麦哲伦[3]，由此航行到吕宋。
葡西荷人之东来
新航路既发现，欧洲人自然就要到中国来。其中来得最早的，要推葡萄牙。他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公元1516年，当明朝武宗时候。明朝在广州，本来设有市舶司。其初外国船来通商的，都停泊在海洋之中，就船贸易。公元1535年，指挥使黄庆，才许他们在澳门居住。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后来葡萄牙人，就渐渐地筑城置戍，据为己有了。[4]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亦相继东来。到中国来求通商，为葡人所阻。乃于菲律宾建立马尼剌，中国人前往通商的颇多。[5]荷兰在欧洲，本是西班牙的属地。因其信奉新教，为西班牙人所虐待，于16世纪之末，叛西班牙自立。此时西班牙王兼做葡萄牙王，禁其在葡京出入。荷兰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以谋东航。从荷人东航以后，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先后为其所据；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都筑塞驻兵；其势力，反出于葡西之上。17世纪初年，荷兰人到广州求通商，亦因受葡人阻碍，未能达到目的。乃退据台湾、澎湖。后来又给郑成功所夺。虽然清朝人因为要和他夹击郑成功，许他每八年到广东贸易一次，然而其地位，也远非葡萄牙人之比了。总而言之，在明清之间，西人到中国来通商的，以葡萄牙为最早，而其在中国的地位，亦最优越。
基督教徒与西学之输入
西人东航之初，充当水手的，大概是富有野心和冒险性的青年。其行为，不能循规蹈矩，颇为中国人所反对。但是通商究竟是两利之事，商人不必说了；管理的官吏，也有好处；而沿海人民，借此维持生计的，确亦不在少数。所以虽有反对的人，始终不能拒绝。至于教士，则初期来华的，确都是热心传教之流，并无别种作用。然而其受猜疑，反较商人更甚。这因（一）中国人对于宗教，素来不大迷信。（二）而历代又时有藉邪教以倡乱的人。（三）当时中国对世界的情形，还是隔膜的；而历代的海寇，却深为中国人所畏。（四）西洋教士，热心传教的精神，既非迷信不深的国民所能了解；而其学问、技艺之精，又是历代的外国人所无。合此种种原因，自然要因疑生忌了。[6]虽然如此，欧洲教士，毕竟靠着他们的学问、技艺，在中国得有相当的地位，可见中国人对于学问、技艺，是能够虚心领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