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削平
孟子说：“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堂堂的中国，岂其区区的满洲，所能灭亡？这原是汉人的为虎作伥。所以当康熙初年，西南一带，还非清朝的实力所及。明桂王灭亡后，就封了三个降将，以助他镇压。这便是所谓三藩。三藩之中，吴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公元1673年，尚可喜因年老，把兵事交给他的儿子之信，为其所制，乃上疏自请撤藩。清朝允许了他。吴三桂、耿精忠心不自安，也上书请撤藩，以窥探清朝的意思。当时明知许之必反，没一个人敢主持。清圣祖是个英明的人，便独断许了他。吴三桂果然造反。耿尚二藩，自然同时响应。当时西南两方，清朝本无实力。所以三桂一举兵，而贵州、广西、四川、湖南都入其手。但是三桂年老了，暮气已深，不能采用“弃滇北上”之计，和清朝拼一个你死我活。陕西有响应的人，三桂想自去应援，又没有来得及，给清朝打平了，徒和清兵相持于湖南、江西之间。耿尚二藩，一因和台湾郑氏相攻，一因苦三桂征饷，又皆转而降清。三桂兵势遂日蹙。乃称帝号于衡州，[1]想借此维系人心，这自然是无效的。称帝之后不久，也就死了。孙儿子袭位，逃归云南，清兵就摧枯拉朽般，把他灭掉了。这事在公元1681年。
平定台湾
三藩削平后，整个的中国大陆，才真算给清朝征服了。然而海外孤岛，还保存着汉族的衣冠，和清朝相抗。这便是台湾郑氏。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芝龙降清后，他退据金门、厦门，练着海陆兵，和清朝相抗。当清朝攻明桂王时，他曾大举入江，以图牵制。兵锋直达南京，清朝很为震动。究因兵力太单，为清兵所败，乃收兵出海。公元1660年，成功夺取荷兰人的台湾，以为根据地，务农练兵，定法律，设学校，很有建国的规模。明朝的遗臣，投奔他的很多。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继立，和耿精忠相攻，曾略取漳泉之地。精忠降清后，清兵助之，漳泉复为所取，并失金门、厦门，乃退归台湾。三藩平后，清朝有意和郑氏讲和，而闽浙总督姚启圣不肯。水师提督施琅，本是郑氏的降将，尤其要灭掉郑氏。郑经死后，内部乖离。遂于公元1683年，为施琅所灭。汉族到此，才没有片土可以自立了。
郑成功像
康雍乾的盛世
清朝和元朝不同。元朝历代的君主，少有识得汉字的；便大臣也都如此，所以对于中国的情形，十分隔膜。清朝则在关外时，已能译读中国书籍了。入关以后，顺康雍乾四代，[2]都能通晓汉文。圣祖且颇有学问，在位的年代也颇久。明朝从中叶以后，政治确乎糟得不成样子了。宫廷的奢侈，宦官的专横，赋税的苛重，都是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清朝颇能加以改革。当时的中国，经过长时间的扰乱，人民死亡流离，兵荒厉害的地方，几于十不存一；再无余力可以反抗，只得暂时屈服，民族主义的种子，潜藏着以待将来了。从三藩平定之后，到18世纪末年川楚教匪起事以前，表面上，就又现出太平无事的景象。
对汉族之牢笼政策及压制政策
清朝的能了解中国，固非辽金元等所及，其对待汉人的深心，也远非辽金元等所可比拟。他深知辽金元等都是以失其民族性而灭亡的，[3]所以竭力提防满人和汉人同化。不但不许通婚，就是驻防各处的满兵，也都和汉人分城而居。一方面禁止汉人出关耕垦，以防守他们的老家。[4]其对于汉人，则一方面用牢笼政策，又一方面用压制政策。入关之初，即圈占民地，以给旗丁。又强迫汉人，一律剃发易服，以摧挫其民族性。这是历代的北族所不敢行的。[5]他深知程朱之学，末流失之拘谨，而又专讲君臣之分，所以康雍乾三代，都竭力表章；而又禁止集会讲学，以防其联合。然而读书人的民族性，毕竟是最不容易消灭的。所以康乾之世，曾两开博学鸿词科。又网罗文人，编纂巨籍，既可以粉饰升平，又可以牢笼士子。而又即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把明朝人的著述，涉及清朝的，都加以销毁。甚至关涉金元的，也要追改。当时的禁书，共计有13800余卷，真是秦火以后，书籍的一次大厄了。而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株连屠戮，尤其惨酷。[6]
清初之疆域
清朝对外的武功，也颇有可观。这并非满族人有甚本领，还不过利用中国的国力罢了。当清朝时候，北方的游牧种族，还是蒙古。西北则是卫拉特[7]。蒙新和海藏，历代的关系，本来不多的，却是到了近代，因为喇嘛教的流行，而其关系遂较密切，[8]所以引起的波澜，也格外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