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的背影(2)

    也许是与生俱来，也许是刀光剑影的磨砺，信念、意志、智慧、气量、手腕、实力、策略，他无一缺少，他敢于在生与死中进行铁与血的政治赌博，他时出奇招，做出违反常规的举动，他很早就具备了坐镇天下的能力与素质，只不过是隐含不露罢了，大唐有幸，李隆基坐到了金碧辉煌的龙廷之上。

    高度集权的封建体制最需要一个有能力的帝王了。如果说世袭制度无法保障政治清明，那么最高统治者个人的领导能力，便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企盼明君，在千百年的历史流程中，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心理定势。甚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得以维持数千年，与明君统治不无关系。一次一次的农民战争导致的直接结果，与其说是朝代的更迭，不如说是开国明君对荒淫昏君的替代。文武之治与纣王暴政，光武中兴与王莽弄权，康乾盛世与万历深宫，对比是那么强烈。在没有民主机制的社会里，是改朝换代的翻天巨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开明君王按照一定的频率周期间隔出现，从而保证了封建政治的相对澄明。当然，这种暂时的政治清明是以频繁的战事，百姓的殒命换来的，代价未免过于沉重了。

    玄宗李隆基可以说是一个不令世人失望的开明君主，随着他迈上权力顶端的悠然脚步，一个安定祥和的时代滚滚而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业兴旺，国力强盛，他的“开元之治”，并不比太宗的“贞观之治”逊色，那个时代在今天回味起来，如同一只美丽的鹏鸟，栖落在一片遥远的沙漠里。

    风雨飘摇中的东方巨轮，该由他来掌舵了。他机敏地洞察形势，沉着地拨正航向，使这艘沉重的大船飞驰如轻舟了。大唐，成了东方的圣土。新罗人献上无尽的贡礼，日本派来一批批的“遣唐使”，胡汉交融，中西贯通，唐都长安，令西方的圣地罗马相形见绌。正如一本书中描述的：那时的中国人，富文采，领风骚，识弯弓，射大雕，活得潇洒，活得气派，活得实在活得没话说；那时的中国人，是世界一等公民。

    与一些影视文学作品的描述相反，玄宗并非文弱无能，只知吟花弄月之徒，而是颇谙为君之道，颇具大国领袖的风范。皇权的至尊与礼贤下士结合，从谏如流与唯我独尊互补，江湖经验与政治技巧融通，使他对社稷江山控制自如；诸将百官明争暗斗，党同伐异，岂不知玄宗正巧妙地利用着他们的分化与组合；他该用贤相时贤相出场，该用庸臣时庸臣登台，精明的姚崇、刚直的宋璟、能干的张说、执拗的张九龄、狡猾的李林甫、贪婪的杨国忠……大唐的相位走马灯一样地变幻着，令人眼花缭乱，只有李隆基没有乱，他们再精明，也不过是圣上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他抚日本，和新罗，慑二蕃，压渤海，灭突厥，安吐蕃，攻大食，攫西域，在国际舞台上亦是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成为千国瞩目、万众仰望的“天可汗”。

    这才是李隆基，这才是大唐帝国的政治领袖。

    这样的政治天才，倘若再有一点艺术天分，恐怕就无可挑剔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艺术造诣方面本可不必过于苛求。可李隆基不买账，偏偏在艺术领域别有一番建树。你听：“春来泮树合，月落戍楼空”，“马色分朝学，鸡声逐晓风”，他的五律别具风骨，他的词赋、散文亦堪称一流；他书法绝佳，八分体实为绝品，每次拜相，他总爱用八分体将新相的名字写在御案上，君臣相投的雅趣，令人击节赞叹；他的绘画为盛唐画风注入了清新气息，开了墨竹画的先声，而他的音乐素养也达到了专业水准，一曲《霓裳羽衣曲》，令听者嗅到了音乐的芳香。

    多方面的才华，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也许无足轻重，可对于大唐玄宗，这的确赋予他一种独具一格的个人魅力。

    当然，像这样的盛世明君，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难寻。到目前为止，似乎还看不出唐玄宗李隆基与唐太宗李世民有什么区别，若一定要找出他们的不同，那也只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而玄宗之所以凸显于岁月的浮雕之外，成为一处孤绝的风景，还在于他不仅经历了大成功，而且经历了大失败；不仅带来了大繁荣，而且带来了大混乱，人生的至喜与至悲均在他的生命里浓缩，世间的荣耀与耻辱都在他的岁月里聚焦，伟大与渺小交融，显赫与悲凉同在，他于有限的生命里体验到了命运的轮回，以至于尘埃落定之后，他只有在宗教的紫气中破解命运的偈语。封建社会两千年由盛而衰的漫长历史高度浓缩在他一个人的生命里了，这样一个李隆基，难道还不能吸引我们好奇的目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