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的背影(3)

    终于，渔阳鼙鼓，由远及近，传入玄宗的耳际。长生殿的甜言蜜语不曾散去，他还没来得及分辨清楚那激越的鼓点，烽烟已经罩笼了他深宫中的紫气，一场浩劫，开始了。

    昨天还是朝舞暮歌，今天便是仓皇辞庙；昨天还是锦衣玉膳，今天已是饥不择食；昨天还是美女盈怀，今天却是垂泪对宫娥；昨天的心头肉，便是今天的夺命鬼；昨天的温柔乡，已成今天的爱情冢。

    仿佛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

    这样一个无所不能的皇帝，仍然保不住天下太平。好端端的一统江山，一下子变得不可收拾。

    钢铁一般的唐玄宗，怎么一下子变得这般无奈？

    问题出在哪里？

    答案似乎很多。比如杨氏家族的专权，比如宠臣安禄山的叛逆。还有人说，当大唐皇帝志得意满之时，唐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早就在潜滋暗长了。可是，对于一个开张圣听、明察秋毫的君主来说，对于当初那个弄群臣于股掌的李隆基来说，这些本不该构成威胁。

    莫非真的如《红楼梦》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王熙凤时所说的：“‘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盛极而衰，难道真是人世间不可逆转的规律？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玄宗不可逆转之事，就真的不可逆转了。

    问题正是出在玄宗的个人威信之上。

    屡试不爽的政治经验，使得玄宗由自信变得自负，头脑反而由周密变得简单。他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甚至忘记了自然规律已经使他五官的功能打了折扣。关于安禄山，张九龄早就向玄宗敲过警钟：安禄山心有逆意。高力士含蓄地说：北兵强悍，恐成祸患。太子李亨亦主张，趁早将安禄山除去。

    玄宗若“民主”一些，像早年初涉政坛时那样果敢坚决，安禄山肯定是不等成气候便身首异处了。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这是封建时代政治角逐中的铁律，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的玄宗，更是不该手软。可是这次，他并没有按人们希望的行事，他太相信自己的判断，并扬言再有谈论“禄儿”者，交安禄山本人处置，弄得大家噤若寒蝉。

    结果，养虎终于成患，安禄山利刃所指，江山变色，叛军所到之处，守军降旗尽举，河北二十四郡，竟无一忠臣。这时，玄宗才傻了眼，垂手顿足，悔之晚矣。

    我们应该记住那个泰极否来，由盛及衰的转折年月：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那是秋收之后的寂静日子，农民吼着秦腔，对已经逼近的灭顶之灾漠然无知，他们正在关中西部冷凝的阳光下，盘算着该怎样打发即将来临的平常的冬日。

    这时“明君”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他的反面。其实，明智与昏聩，雄健与软弱，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一成不变，有时甚至只是一步之遥。这种反差，在玄宗身上体现得过于明显，所以最具有典型意义。他在自己有限的一生里达到了为政者的正负两极，着实不多见。政治危机呼唤明君，明君带来开明盛世，开明盛世造就昏聩君主，似乎已成封建时代颠扑不破的铁律。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往往需要几代人方能完成的过程，在唐玄宗有限的政治生涯里迅速完成了。当历史的轨迹从唐玄宗这个坐标点上穿过的同时，也迅速地由光明的一极走到黑暗的另一极。仿佛是恶作剧，今天的李隆基已经走到昨天李隆基的反面，断送清明政治的，正是明君自己。事物的两面性，有时令人觉得可喜，有时令人觉得可悲。

    明灿的灯火令人精神振奋，而韶华消逝，星辰暗弱的过程，却令人黯然神伤。

    只有感叹，别无选择。

    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如果说建立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终极理想，那么明君统治便是改善生存状态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明君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他稀释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把一个本该相对简单的过程拖延得很长很长。对于一个垂垂老矣的绝症患者来说，暂时的止痛药或者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也许是仁道，也许是磨难，因为它增加了他经受痛苦煎熬的时段，让他早日死去也许是对他的关照。明君把封建社会的潜力与魅力开发到了极致，同时也把封建社会的黑暗，拓展到了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