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鼓点（外一篇）(2)

    对文字的纠缠仿佛是与一条色泽绚丽的蛇在打交道，迷恋的结果是被束缚直至窒息。我已有很长时间的危险意识了，却无力自拔。我深深地厌倦了我对于华丽、峭拔文风的陷溺；它是一个四壁光滑的井，却没有苔藓的绿和生机，坐井观天，却要有所作为，攀爬上去似乎不可能，唯一的动作只有继续往下坠落。斯韦特兰娜并不是我最初得到的启示，却是一次深刻有力的启示，像我这种没有宽阔的人生背景、缺乏并拒绝有刺激性的生活点缀、且不自恋不幻想的人，早就应该洗尽铅华朴素作文了。

    死胡同都是快走到尽头时发现的。

    朴素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修养。具备了这种修养，大开大合也好，寂寥平淡也好，其文字就犹如退了躁热的晚光，有景致，有进退的余地，温暖、动人。我想，斯韦特兰娜作品中令人吃惊（吃惊是因为阅读之前的偏见）的从容、舒畅，正是源自她坚持遵守的朴素的人生原则。斯韦特兰娜在《遥远的乐声》中引用的题记是梭罗的一段诗：

    不紧跟队列行进的人，

    大抵是听见了另一种鼓点。

    任他随听见的乐声前进吧，

    哪怕这声音轻微而遥远。

    只要是热爱梭罗的人，我都有好感。我喜欢“另一种鼓点”这种说法。在我的这一次阅读中，这种鼓点并不轻微，并不遥远，它节奏分明地告诉我母性、信仰、平视的意义以及孤独的力量。

    哀伤的暴力倾向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两句说明她的暴力倾向的话：“杀人的欲望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常数。”“使我感动的是我自己。使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是我。”

    像玛格丽特·杜拉斯这种坦言自己的暴力倾向的女作家是罕见的。她无法不坦言相陈，因为这在她作品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作家和评论家难能可贵地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摧毁欲望往往是她的内核，这与大多数男作家的建设理想大相径庭。一个女人选择写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是希冀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阻挡暴力，或是搭救虚无。杜拉斯是前者。在用写作阻挡暴力倾向的过程中，杜拉斯是个自始至终十分愤怒的女人，但是，她得到了文学的支持，这简直是个奇迹。文学史上有很多因愤怒而被毁掉的作者，他们那本该获得巨大声名的才华被他们的义愤填膺给撕碎了。有句话是“愤怒出诗人”，在我理解里，这种“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而不是文学的诗人。

    到底是什么使得杜拉斯的愤怒获得了文学的支持？是她的哀伤；是“对出产芒果的土地、南方黑色的河水和种稻的平原说不清楚的从属”所带来的哀伤；还是生命本质上的哀伤。杜拉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废墟之上的。最初的坍塌，在我看来，是源自母爱的缺损。

    杜拉斯的母亲是所有了解她作品的读者都十分熟悉的形象，一个可敬（如果说她顽强）可怖（如果说她偏执）的女人，一个居住在印度支那的贫穷的古怪的法国寡妇。母亲一生都对她那歹徒似的大儿子充满了“强烈而又邪恶”的爱，把二儿子和小女儿的生命置于黑色的阴影之下。杜拉斯一辈子在她的作品中说了无计其数的谎言，但我始终相信，之所以她能这么花哨又这么深刻，是因为对母爱的渴望。杜拉斯说，她很小的时候就有杀死她大哥的欲望，为她的小哥哥，也为她自己。可是，杜拉斯无论是作为一个女儿，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都从来没有获得母亲的青睐。就在母亲临死之前，她只是召唤她一直鬼混的长子，“我当时在房间里”，杜拉斯写道，“我看到他们哭着吻抱在一起，对将要分开感到十分难过，他们没有看到我。……她想同他一起埋葬，在墓穴里只有两个人的位置，这不能不减弱我对她的爱。”

    这个临终告别是我读到（或看到）的最为哀伤的场景。在渴望母爱几乎一生之后，却最终一无所获。因为这一点，我可以原谅杜拉斯所有的怪戾之气。最可怕的怀疑是对母爱的怀疑，有了这种怀疑，人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垮掉，就像杜拉斯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所做的一切那样。

    我设身处地思考，谁不爱我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但我的父母不能不爱我，否则就是违背天理。如果我遭遇到一种违背天理的生活，我能怎么让自己活下去？我想，我当然会有暴力的欲望。并且，用一种方式，比如写作，来艰难地阻挡这种欲望。

    居然，就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入口来进入光怪陆离的杜拉斯。我爱杜拉斯，其实就是爱她那无药可救的哀伤。看她的照片，从少女的清灵玲珑到老妇的辛辣苍凉，我惊奇地发现，杜拉斯的嘴从樱桃小口渐渐地变成不可思议的扁阔，让人联想到一条干死的鱼争取呼吸的全过程。

    （原载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