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和日丽(第二十五章)(2)

　　所谓革命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进行的。杨小翼知道，无论是吕维宁的死还是那个教委主任的坐牢，伍思岷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伍思岷这样做实际上继承了革命的传统，在杨小翼看过的电影(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或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里，革命者要枪决某个人(也许是叛徒，也许是反革命，也许是一个恶霸)，只要在举枪前高喊“我代表人民”，他打出的那置人于死地的一枪便有了神圣的道德合理性，但是在法律的概念上，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是草菅人命。法律审判需要程序和证明。当有人“代表人民”开枪的时候，那个倒在枪口下的人真的该当死罪吗?如果那一枪错了呢?那么那个“代表人民”的革命者是不是有罪呢?没有人去追问这一点，在革命神圣光环下，提及这一点便是对革命的亵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那场“革命”中，当被鼓起的年轻人热情像狂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时，这些年轻人的思维中依旧是“我代表人民”，他们把那些面目可疑的人定为“人民”的对立面，然后用尽办法惩处他们，或折磨他们，其中当然不乏吕维宁这样的被处死者。这些所谓的“小将”们肯定在杀人，但他们杀人的理由和革命时期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革命时期的杀人无人追究，他们一定要追究?
　　杨小翼虽然在心里这样替伍思岷辩驳，但她知道他有罪，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来自他内心的仇恨，仇恨是多么可怕，就像借仇恨掀起的“革命”，仇恨有着惊人的力量。
　　公审进入最后一个程序，主审法官开始宣读所有罪犯的判决。他的语调显得声嘶力竭，好像唯此才能表明审判的正义。当法官最后宣读伍思岷的判决时，声调又拉高八度。伍思岷被判有罪，刑期为二十年。法官话音刚落，伍思岷突然高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伍思岷还没喊完，他就被机敏的民警强行按住，被塞住了嘴巴。广场上的群众一阵骚动。杨小翼突然感到寒冷，浑身颤抖起来。
　　天安就是这个时候冲向审判台的。杨小翼使劲地拉住他，可他的力气是多么大啊，简直像一只发狂的小牛犊。她说，天安，你想干什么啊，这是没用的。边上的群众看出他们的身份，都冷漠地看着他们。民警看到了这边的骚乱，过来维持秩序。天安见到民警就哭了，他显然是信任民警的，在他心里民警是公正的化身。他说，我爸爸没有罪，你们怎么抓了他?民警面无表情。
　　杨小翼带着儿子回到了北京，并让他在住家附近的一所中学就读。
　　好长一段时间，天安不能适应北京的生活，他有一种很强的自卑感。自卑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可能同他父亲被判刑有关，也同他来自一个小城有关。
　　杨小翼注意到，到了北京后，天安从来不提他的父亲，也不提广安的生活。他安静地同杨小翼生活在一起。但正是这种安静让杨小翼担忧，天安有一种把自己的内心严密封锁起来的倾向。
　　杨小翼通过适当的渠道打听天安在学校里的情形。在学校他备受欺负。他的那些北京同学嘲笑他的四川口音，嘲笑他的发式，嘲笑他走路的样子，嘲笑他身上的一切。杨小翼非常心酸，她决定和天安的班主任谈一谈。
　　天安的班主任姓应，名向真，很好听的名字。看到这个名字，杨小翼对她就颇有好感。杨小翼以为应老师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但见到她才发现已是个老太太了。
　　杨小翼为了照顾天安的自尊，把应老师约到学校附近的公园门口见面。杨小翼先到，一会儿，她看到应老师风风火火地过来了。应老师为人非常爽快，典型的北京妇人，一口京片子，见到杨小翼，她就夸天安，人很乖，成绩虽然不算最好，但还不错，只是有一样不好，经常给同学抄作业。
　　杨小翼听应老师的口气，猜测应老师未必知道天安受欺负的事。不过，总是这样的，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一般都会瞒着老师的。杨小翼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说给应老师听，问应老师该怎么办?应老师倒是毫不介意，她安慰杨小翼，孩子们某种程度上比大人更势利，他们总喜欢欺生，熟了就好了，慢慢会过去的。
　　杨小翼听应老师这么说颇为失望，作为老师，这样的态度也太不负责任了。杨小翼也没提什么要求，而是和应老师拉家常。应老师快人快语，一聊就聊到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多了，刚当兵回来，在首钢工作，已找了个对象，正恋爱着。她还说起她的丈夫，态度颇为自豪，因为她丈夫在国营商店工作。那年月，物资紧张，大商店工作是颇为吃香的。
　　了解到应老师的情况，杨小翼心里有数她是什么样的人。杨小翼来的时候带了一件礼物，是一块杭州丝巾，是凭票从侨汇商店买来的，几乎花了她四分之一的工资。杨小翼把丝巾送给应老师时，应老师不肯收受，说，这么花哨，我老太婆了不合适，你留着自个戴吧。杨小翼说，你可以送你儿媳啊，你儿媳一定很漂亮吧。应老师就把话题扯到儿媳身上，夸儿媳俊美，顺便就把丝巾收下了。
　　后来她们又谈天安的事，都是应老师在说。应老师对杨小翼许诺，她会想办法让天安融入到集体中，并讲了很多具体措施。杨小翼连连地点头，表示感激。
　　一天，杨小翼问天安，新学校好不好?天安不大乐意讲学校的事，他说，妈，我在学校里挺好的，你担心什么?杨小翼说，妈不担心，只是了解一下你的学习情况。又问，应老师待你怎么样?天安说，应老师很奇怪的，最近老表扬我。杨小翼说，这很好啊。天安说，好什么啊，她表扬我，同学们都笑话我，孤立我，说我拍老师马屁。杨小翼愣了一下，问，天安，你学校里是不是没有朋友?天安说，我当然有朋友啦。
　　星期天，杨小翼洗天安衣服时，发现上衣口袋被刀片割破了。她吓了一跳，感到事态严重。她翻看天安的书包，在天安的书包中找到了一片剃须用的小刀片。晚上，天安回家，她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天安显得有些惧怕。她问，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天安否认。她追问道，那你的书包里怎么会有刀片的?天安说，是同学送我的。见杨小翼疑惑，他又补充道，是用来削铅笔的。
　　杨小翼想，同学怎么送他刀片呢?天安怎么交这样的朋友?不过，杨小翼自我安慰，有朋友就好，总比被孤立好些。可是书包里藏刀片的事还是让杨小翼生出另一种担忧来，杨小翼给应老师打了个电话，谈了此事。应老师说，她会注意的。
　　夏日的一天，杨小翼下班回家，听到家里传来口琴声。那是不会吹口琴的人吹出来的杂乱无章的声音。她推门进去，看到天安和一个孩子在翻母亲送她的那只藤条匣子，另一个孩子则站在沙发上胡乱地吹着口琴。孩子们见她进来，显然很意外，他们一下子收敛了。那个吹口琴的孩子迅速从沙发上跳了下来，停止吹奏，观察她的脸色。藤条匣子打开着，将军和母亲的合影以及相关书信丢落在水泥地上。杨小翼对天安翻她珍藏的母亲的遗物很不高兴，但她又想，天安终于有了朋友，这是值得高兴的。她的脸上一下子布满了热情，客气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玩你们的，我给你们倒茶去。那两个孩子没怎么理睬她，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甚至没同她告别。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