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转移了。孤独、耻辱、恐惧使他陷入了极度的心理压力。公开迷责、私下劝说，还有宗教辩论，这些都严重打击着他知识上的自信和精神上的自足。
有时，这种压迫会迸发为一种公然的恐怖行为，就像克兰默被迫看着拉提美尔和里德利在大火中痛苦地死去一样。那景象使他心惊胆战，他颤抖着签署了那些需要他签署的文件。随后，他发现自己妥协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他期望从女王那里得到的宽恕也落空了。他确信玛丽的严酷是因为自己没有满足她的要求，于是他彻底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并公开认错。最后，天主教接受了他，并对他表示热烈欢迎。从被迫害开始，克兰默周围的牧师们就同情他，像同情被救赎的罪人那样。尽管他仍然得死，但他的灵魂得到了救赎。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非但克兰默没有办法逃脱即将来临的死亡（无论一个人多么坚信灵魂不朽，但面对死亡仍然是恐惧，甚至痛苦的），就连监狱长也犯了两个致命错误。第一，允许他联络了他依然活跃的新教徒妹妹。她对他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无疑削弱了他对新信仰的崇敬。第二个错误是当克兰默想到自己儿子而失声痛哭时，一位牧师的反应极其冷酷。一位“父亲”嘲笑另一位父亲的不幸。克兰默透过自己的痛苦看到了这种讽刺了吗?对于这位极度孤独的老人来说，原本为他信仰的转变而表示热烈欢迎如今却变得如此虚伪。其实，一丁点儿的同情也许就能够赢得他，但这个对他遭遇的无情蔑视无形中冲垮了之前的所有威逼。克兰默对于自身心理扭曲的不安也必定随之增长，因为没有宽容施舍于他，他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最后，令其抓捕者惊骇的是，他进行了一场刑前演说，当众谴责了自己的背信弃义，最后毫不后悔地英勇就义。
克兰默经受了数月所谓的心理折磨。被剥夺了特权、朋友，还有最终的希望。当他看到自己的同僚以他曾被威胁过的方式痛苦地死去的时候，他理性的根基以及作为新教徒的身份遭到了打击。恐惧、悲伤、孤独等主要情绪和威逼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对于克兰默信仰的理性攻击似乎已经动摇了他，但这绝不是他决心归顺的唯一原因。他的屈服是由巨大压力造成的：命运的持续不确定，失去心爱书籍以及朋友的离开，目睹同僚被火活活烧死，这一切都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积极情绪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克兰默一直希望自己的屈服可以平息玛丽的愤怒，并使其免于火刑。在所有强烈的感情下，他感到极度疲劳并难以招架，最终选择了一条唯一可以逃离这个大旋涡的方式：顺从。同样，不久之后，出现了两个强烈的情感刺激——与妹妹相见，以及当他因儿子而哭泣之时，一位牧师表现出嘲弄的态度——导致他信仰转变最终失败。
克兰默的案例表明：洗脑技巧是历史悠久的强制说服的一部分，往往包括身心方面的折磨。我们会在第5章中了解到：洗脑的诸多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优化，在克兰默生活的时代已经很完善。将不确定性当作一种心理武器来运用；使被洗脑者暴露在一群怀揣目的信仰的人群中；迫使被洗脑者远离旧信仰环境，并扫清一切可能加强其旧信仰的机会，比如：同朋友交谈；以性命相要挟，制造生理痛苦，或二者兼施；孤独，丧失隐私，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牧师在控制克兰默时有意地运用了这些手段。
对于那些在集中营里改造的战俘来说，半个地球之遥，四个世纪之后的遭遇与克兰默经历的基本相同。因为他们与家人和朋友隔绝，有时甚至还脱离了其他狱友，有时受到性命的威胁，或是受到身体上的虐待。通常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就像克兰默一样，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都面对着自己。每个个体通常都被放进一个“信徒”的小团体里，被迫参与长时间的讨论会，在讨论会上每个人都要作详尽的自我批评，并要求接受其他组员的批评。这种用在战俘身上的批评的目的是“提出政治思想观点”，“克服错误思想，纠正各种意识形态的错误，提升觉悟，有助进步”。如果有人坚持记日志的话，那么日志就成了公共文件，在会议上经过审查，评估其思想的进步性，拥挤的生活环境根本不可能有隐私。最后，像很多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当单纯的重复达到一定量的时候，那些经受改造之人的思想也就麻木了。成年累月，通过每天数小时的讲座、宣传报、广播，或是讨论会，稳固了其思想。精疲力竭无疑促使被洗脑者从精神上投降。克兰默在与天主教神学家长期、乏味的口水战中，也必定有过极度的疲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