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研究：《1984》
乔治.奥威尔书中孤独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生活在一个由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方势力交战的时期。他的家曾经在伦敦，现在在大洋国，他效力于地方极权主义政党。他的工作是篡改政党的政策记录，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作出与之前政策直接冲突的决定，也能表面上保持前后一致。为了操控历史，他被要求尽最大努力，因为政党要做到毫无瑕疵：“绝不允许任何教义或政治联盟的变化，因为思想的变化或政策的变化就是承认软弱。”
但书中的极权主义政党并不仅仅局限于操控历史。利夫顿提出的八个主题（见表1.1）也明确体现了，这个体制就是思想极权最有力的例证。环境控制保证了党员在任何清醒之时都能严格遵守思想控制的纪律。每家每户都能收到政党控制的频道，通过此频道来了解外部世界的所有信息。这个频道是双向的，是潜在的当局监视手段。“思想警察”可以通过电屏在任何时候监视任何人。当局鼓励人们定期地通过“两分钟仇恨”释放群众情绪，他们可以群情激奋地直接反对政党的敌人。“党员是不能有私人情感的，需要一直保持热情。党员应该始终生活在对外敌和内奸无比仇恨、对胜利无比鼓舞、对党的力量和英明感到五体投地的那种狂热情绪之中。由清贫、不如意的生活引起的不满情绪被刻意地显露出来，然后通过‘两分钟仇恨’的手段将其消散掉。这样，可能产生怀疑或反抗情绪的投机思想被提前扼杀在了习以为常的内在纪律中了。”
像“两分钟仇恨”这样刻意安排的节目体现了神秘操纵计划“自发性”的特征以及忏悔崇拜的疯狂自虐。《1984》一书自始至终提倡纯洁和共鸣：温斯顿的工作就是净化历史。该政党美化他们的专制政府，认为他们的神圣科学不容挑战。即使教义一天天变得自相矛盾，他们还是被置于个人经验之上。温斯顿的工作要求他接受，甚至强化这样的政策主张：大洋国正在并一直以来都在与欧亚国交战，尽管他记得有段时间东亚国才是他们的敌人。另外，毫无疑问政党有权决定生死。
温斯顿是一个被记忆折磨的反叛者。他从反叛的视角讲述了政党施行思想控制的过程。这是一个语言修正的过程。政党逐步地推行“新话”——一种删减版的英语——“危险”词汇，比如“自由”都已不复存在。目的是缺少了这些词汇表达的某些概念也将逐渐淡化直至消失：“新话不是为了延展思想而是缩小思想范围。”那些留存下来的词汇都承载着意识形态，都是利夫顿“阻止独立思考的话语”的明显例子。
但政党的真正实力和骇人之处在于它的不确定性。温斯顿从来不知道哪些人支持他——所有人都是潜在的间谍。更糟的是，因为没有法律，所以严格地说，无所谓什么叫做违法；然而，任何非传统的行为都会遭到惩罚，而这惩罚就是消灭 个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消失了。没人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到底谁是“思想警察”，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抵御错误的主张，所以他们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而且因为信息都掌握在政党手中，所以他们又生活在极度的无知里。模糊地记得事物曾有所不同的温斯顿渴望朋友，渴望有人和他说话，渴望有人理解他。这想法本身就是“思想罪”，他知道这种想法将促使他做出越来越多的鲁莽行为。当局旋即介入。温斯顿经受了拷打、精神崩溃和“再教育”。从对专制政府的憎恨和惧怕，转而爱上了专制政府。
但这都还好，一切都还好，斗争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爱上了专制政府。
奥威尔，《1984》，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