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以及为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工作的“组织机构的”或“专业的”心理学者不该被授予从业资格，理由是这些人本质上并不是在为个体的客户服务。这种观念与APA道德规范相矛盾，因为APA道德规范明确规定，心理学工作者应当为个体提供评估或治疗服务。
道斯，《纸牌屋》，第177页
像萨斯一样，道斯也指出：这些公职人员能够对其所评估的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大到决定生死存亡，比如评判被指控为谋杀者的人时。正如道斯所说如果心理学家断定杀人者‘不可救药’，应判处死刑，那么很难说他们是
在为这些人的最大利益着想。”他们为服务于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对于那些被认定为无可救药的个体，相比康复改造而言，更喜欢采用“切除术”（采用身体极刑或社会禁闭），正如希特勒否定犹太人一样。这让人联想到第1章中讨论过的极权主义态度。
与反精神病学家的“社会影响力”假说相对的另一端是当下影响较大的精神病学的生物/医疗模式，该模式认为，精神疾病是身体疾病的一部分。备受批评的美国精神病学界的官方指导手册一《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缩写为DSM），或欧洲精神病学界所参照的类似手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其所界定的300多种情形无疑是极好的例证。正如道斯提到的，一些 DSM症状和精神疾病一样，都有“易于理解的病因、生理特征、一系列相关的行为表现（症状）以及持续的过程”。伴随免疫失调性狼疮出现的精神疾病之症状就属于这种情况。
然而现行DSM版本的诊断范围包括从我们熟悉的（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到着实怪异的症状（如身体畸形恐惧症，患者要求通过手术移除他们身体的健康部分）。事实证明，有些“障碍症”——如阅读障碍、品行障碍和人格障碍——存在较大争议。许多患有诵读困难的儿童的家长都强烈反对对儿童进行精神疾病诊断；很多人格障碍的评论者也对将一个人的整体人格界定成疾病的做法表示担忧。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缩写为APD）为例（其“初级阶段”为品行障碍），我们很难设想这种“障碍”人士如果没有这些“障碍”会是什么样子；当然这并不是在说精神分裂症所产生的幻想之类。APD的判断标准包括欺诈，不能提前计划，争强好斗，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虽然APD的诊断根据的是行为，并且上述标准也是对行为的描述，但这些标准对很多人而言听起来更像是性格特征，而且是非常令人不快的特征。尽管精神病是“由众多的性格特征和社会反常行为来界定的”，但 APD“患者”（通常不清楚他们是否是患者，至少要等到他们触犯法律）有时也被称作精神病患者。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被评估为精神病，那么他可能具有残忍暴戾、冷酷无情和欺诈成性的性格特点，并且举止恶劣。正如生物医学模式所暗示的那样，我们完全不清楚残忍、冷酷和欺诈与脑功能问题有多大的关系，也不清楚如何用药物和其他方法对其进行治疗。未经本人同意而通过“暴力或欺骗性手段”对人格障碍患者进行治疗，其危害近似于洗脑过程中的强迫性人格改造。
一些评论者反对严格地区分精神正常和精神失常，这种区分，在精神疾病的社会影响力模式和生物医疗模式中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其他评论者，有的质疑诸如脑叶切断术这种强行治疗手段的运用，有的对药物疗法或精神疗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现代心理健康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大批批评者，并且这场运动前所未有地繁荣。为什么会如此？很多人断然将其归咎于“权威”——这是第3章描述的罗伯特·西奥迪尼所提出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之一。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心理健康专家都企图哄骗客户，给其施压；确实有少数骗子专家，但绝大部分专家都是善意的。然而，产生影响力的技巧并不一定就带有欺骗性思想：权威人士可能是真的（比如开处方药的医生），也可能是假的（比如演员在一个著名电视剧中扮演的开处方药的医生）。经国家批准，加上多年训练的支撑，心理健康专家认为他们具有真正的权威^再次引用道斯的话，我们接受他们的权威，因为“我们频频地听说他们是专家，而我们极易接受宣称是权威人士的人所说的话”。要明白为什么权威是如此强大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我们得重新讨论一下社会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