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这是在给谁温课？’我问基索琪卡。
“‘我没给谁温课，……’她回答说。‘这是我自己随便做着玩的。………我闷得慌，又没有事情可做，想起了旧日，就做一做这些题目。’“‘您有孩子吗？’‘我生过一个男孩，可是他活了一个星期就死了。’“我们开始喝茶。基索琪卡钦佩我，又说我做了工程师是多么好，她怎样为我的成就高兴。她讲得越多，微笑得越恳切，我也就越相信我会一无所获地离开她的家。那时候我在搞风流韵事方面已经是个行家，善于准确地估量成功或者失败的机会了。如果您要猎取的是个蠢女人，或者是象您自己一样追求冒险和刺激的女人，或者是您不熟悉的狡猾女人，那您自管大胆指望成功好了。可是如果您遇见的女人并不愚蠢，态度严肃，脸上现出疲乏的温顺和善意，而且她高兴陪着您，主要的是她尊敬您，那么您就该拨转马头往回走。在这种情形下，要想取得成功，所需下的工夫就不止一天了。
“可是在傍晚的灯光下，基索琪卡显得比白天更加招人疼爱。我越来越喜欢她，看来她也喜爱我。况且，那环境也最适合于谈情说爱：她丈夫不在家，仆人也不见，四周静悄悄的。……尽管我不大相信会成功，可还是决定不管三七二十 一发动进攻。首先得换上一种随随便便的口气，把基索琪卡那种带抒情意味的严肃心情变成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情才行。
……
“‘我们来改一改话题吧，娜达丽雅·斯捷潘诺芙娜，’我开口说。‘我们来谈点快活的事。……首先，请您允许我为了纪念旧日而称呼您基索琪卡。’“她答应了。
“‘请您说说，基索琪卡，’我接着说，‘本地的这些娘们儿都是发了什么疯？她们怎么回事啊？从前她们都规规矩矩，守身如玉，现在呢，求上帝怜恤吧，不管你问起谁，人家准会给你讲些吓人的事情，逼得你为人类担惊害怕。……这个小姐跟军官私奔了，那个小姐带着中学生逃跑了。这位太太离开丈夫跟戏子走掉了，那位太太离开丈夫去找军官了，等等，等等。……简直成了传染病！照这样下去，恐怕不久你们这个城里就连一个小姐，一个年轻的妻子也不剩了！’“我是用庸俗的调皮口气讲这些话的。‘要是基索琪卡笑着回答我的话，我就会照这样继续说下去：‘哼，当心啊，基索琪卡，可别让这儿的军官或者戏子把你拐走！’她就会低下眼睛说：‘谁高兴拐带我？有的是比我年轻漂亮的女人哟。
……’那我就对她说：‘得了吧，基索琪卡，我就是头一个巴不得把您拐走的人！’我们照这样谈下去，到头来我就会大功告成。然而，基索琪卡回答我的却不是笑声，刚好相反，她现出严肃的脸色，叹了口气。
“‘人家讲的那些事都是真的，……’她说。‘我的堂妹索尼雅就是离开丈夫跟演员走掉的。当然，这不好。……每个人都应该承受命运为他安排下的一切，可是我不想批评她们，责怪她们。……有的时候环境比人强！’“‘这话不错，基索琪卡，可究竟是什么环境才会产生这种名符其实的传染病呢？’“‘这很简单，也容易明白，……’基索琪卡拧起眉毛说。
‘我们这些有知识的姑娘和女人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出外去进高等学校或者去做女教员，总之象男人那样有理想，有目标地生活下去，那并不是人人都能办到的。于是只好嫁人。
……不过，请问，嫁给什么人呢？你们这班男孩子念完中学就出外上大学，从此再也不回故乡，在京城成了亲，而女孩子却留在这儿！……请问，要她们嫁给谁呢？好，既然没有正派的、有教养的男人，她们就只好嫁给上帝才知道的角色，各式各样的掮客啦，希腊佬啦，都是些只会喝酒，在俱乐部里闹事的家伙。……姑娘们无可奈何，胡乱地嫁出去了。……可是这以后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您自己也会明白：受过教育而有教养的女人不得不跟愚蠢的和难处的男人一块儿过日子，那么她一遇见有知识的人，军官，演员，或者医师，自然就会爱上他，原来的生活她就会觉得不能忍受，她就离开丈夫远走高飞了。可不能责备她们啊！’“‘既是这样，基索琪卡，那又何必嫁人呢？’我问。
“‘当然，’基索琪卡叹口气说。‘不过要知道，每个姑娘都觉得好歹有个丈夫总比没有强。……总之，尼古拉·阿纳斯达西耶维奇，在这儿生活是不愉快的，不愉快得很！做姑娘觉得气闷，嫁了人也还是觉得气闷。……现在大家嘲笑索尼雅，因为她私奔了，而且是跟一个演员私奔的，可是如果把她的灵魂看个明白，就笑不出来了。……’”门外，阿左尔卡又叫起来。它恶狠狠地不知对什么人狂吠，然后凄凉地哀号，全身猛然撞在小屋的墙上。……阿纳尼耶夫怜悯它，皱起了眉，中断他的故事，走出去了。大约有两分钟光景，可以听见他在门外安慰那条狗：“好狗！可怜的狗！”
“我们的尼古拉·阿纳斯达西伊奇喜欢谈天，”冯·希千堡笑着说。“他是个好人！”他沉默一忽儿又补了一句。
工程师回到小屋，给我们的杯子里斟满葡萄酒，含笑摩挲着**，接着说：“这样，我的进攻就没有成功。我无计可施，只好丢开那些不纯洁的思想，等比较有利的时机再说。我对失败只得听天由命，俗语说得好，‘摆一摆手，算了吧’。事情还不仅是这样，在基索琪卡的声调、傍晚的空气和寂静的影响下，我自己也渐渐染上安静的抒情心境。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敞开的窗子旁边的圈椅上，眺望树木和黑下来的天空。槐树和椴树的黑影跟八年前一模一样，而且，象我小时候那样，远处什么地方有人在弹一架破旧的钢琴。人们仍旧保持着在林荫路上散步的习气，不过换了一批人罢了。在林荫路上溜达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的同学，不再是我的热情的对象，却是陌生的中学生，陌生的小姐了。我忧郁起来。我问起旧日的熟人，大约有五次听到基索琪卡回答说：‘他死了’，我的忧郁就变成只有在追悼好人的安魂祭上才会体验到的那种感情。于是我，坐在窗子旁边，瞧着散步的人们，听着钢琴的铿锵声，这才生平头一次亲眼看见一代人怎样急急忙忙地替换另一代人，在人的一生中，哪怕短短的七八年，也会有多么不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