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在躺椅上躺下，沉思起来。
“可是，我们本来可以过到多么美好，多么使人羡慕的生活啊！”她轻声说，沉思地瞧着灯火。“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呀！现在却没法挽回了。”
要是有谁冬天在农村居住过，领略过那些冗长、乏味、安静的傍晚，看到连狗也烦闷得不肯吠叫，似乎时钟也懒得滴答滴答响了，要是有谁在这样的傍晚给醒来的良心惊扰得心乱如麻，神魂不定地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而要压制自己的良心，时而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他一定会理解在那舒适的小房间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嗓音，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多么欢喜。我不明白我的良心需要什么，可是我的妻子倒象翻译家似的，按照女人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对我阐明了我的心神不宁的含义。如同我以前心情极其不安的时候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我猜出，整个关键并不在于那些饥民，而在于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
我妻子费力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凄凉地微笑着。“请您原谅，我不相信您的话，您是不会离开此地的。不过我再请求一次。这些东西，”她指着她那些文件说，“随您说它们是自欺，是女人的逻辑，是错误，都由您，可是请您不要再管我的事。生活里给我留下的只有这一点点了。”她背过脸去，沉默了一忽儿。“以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在跟您争吵上耗尽了我的青春。现在我总算抓到这个工作，我活过来了，我幸福了。我觉得，我找到这个工作就仿佛找到了我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似的。”
“Natalie，您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女人，”我说，热情洋溢地瞧着我的妻子，“您做的事和您说的话都美好而且聪明。”
为了掩盖我的激动，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Natalie，”过了一分钟，我接着说，“我临行前，想要求您：作为一种特别的照顾，帮助我为那些饥民做点事！”
“我能帮什么忙呢？”我妻子说，耸一耸肩膀。“也许只有认捐单能帮您忙吧？”
她在那些纸里翻一阵，找到了那张认捐单。
“您捐点钱吧，”她说，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并不十分看重她这张认捐单。“除此以外，您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参加这个工作了。”
我拿过那张纸来，写上：“匿名氏，五千。”
“匿名氏”三个字带有一种不好的、做假的、虚荣的意味，然而这是我一直到发现妻子满脸通红，匆匆地把这张纸塞进那堆纸里的时候才体会到的。我们两个人都害臊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得马上把这件不妥当的事弥补一下才成，否则以后我到火车上，到彼得堡，还是会觉得羞愧。可是怎么样弥补呢？该说什么话呢？
“我赞成您的工作，Natalie，”我诚恳地说，“我祝您一切顺利。不过，请您容许我在临别的时候给您进一个忠告。Natalie，您对索包尔，一般地说对您的助手们，都要小心提防，不要轻易信任他们。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老实，不过他们都不是贵族，都是些没有思想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卢布。卢布，卢布，卢布！”我说着，叹口气。“他们喜欢那种轻易到手和白白得来的面包，在这方面他们越是受过教育，对工作却越是危险。”
我的妻子走到躺椅那儿，躺下来。
“思想啦，有思想原则啦，”她无精打采，勉强地说，“原则性啦，理想啦，生活目标啦，原则啦……每逢您要糟蹋人，侮辱人，说不中听的话，您总是用这些词藻。您就是这么个人！如果容许您带着这种见解，带着这种对人的态度参加工作，那无异于头一天就把工作弄得一败涂地。现在该明白这一点了。”
她叹口气，沉默一忽儿。
“这是性情粗鲁，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您受过教育，有教养，可是实际上您还是个……西徐亚人①！这是因为您过的是闭塞的、充满憎恨的生活，什么人也看不见，而且除了工程书以外，您什么书也不看。可是，好人有的是，好书有的是！是的。……不过我累了，说话吃力了。我得睡觉了。”
“那我走了，Natalie，”我说。
“好，好。……Merci。……”
我呆站了一忽儿，回到楼上我的房间去。过了一个钟头，那是一点半钟，我举着蜡烛又走下楼，打算跟我的妻子谈话。
我不知道我要对她说什么，可是觉得我有重要的、非说不可的话要对她说。她不在工作室里。她寝室的房门关紧了。
“Natalie，您睡了吗？”我轻声问。
没有答话。我在门旁站了一忽儿，叹一口气，走进客厅。
在那儿，我在长沙发上坐下，吹熄蜡烛，在黑暗中一直坐到天亮。
【注释】
①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黑海北岸的草原游牧民族，在此借喻野蛮人。
六
早晨十点钟，我坐雪橇到火车站去。天气不算太冷，然而天上落下大片的湿雪，刮着不舒服的潮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