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了家。茶炊已经在花园里的桌子上滚沸，老人谢列斯托夫跟他的朋友，地方法院的官员们坐在桌子边谈心，他照例在批评什么事情。
“这是粗鄙！”他说。“粗鄙，不是别的。是的，先生！粗鄙，先生！”
自从尼基丁爱上玛纽霞以后，谢列斯托夫家的东西样样都中他的意：房子、房子旁边的花园、晚茶、藤椅、老奶妈，甚至老人常爱说的那两个字：“粗鄙”。他所不喜欢的只有那众多的猫和狗，还有在露台上一个大笼子里凄凉地哀叫的埃及种鸽子。室内狗和看家狗实在多，他跟谢列斯托夫一家来往这么久，却只认清其中的两只：穆希卡和索木。穆希卡是一条脱了毛的小狗，脸上却毛茸茸，恶毒而且给惯坏了。它痛恨尼基丁，每一次看见他，总要偏着头，龇出牙，叫起来：“呜……汪汪汪……呜……”然后它就趴在椅子底下。每逢他想把它从自己的椅子底下赶走，它就尖声地狂吠起来，主人们就说：“别害怕，它不咬人。它是一条好狗。”
索木是一条高大的黑狗，腿长，尾巴跟木棒那么硬。每逢人们吃饭或喝茶，它总是一声不响地在桌子底下走动，摇着尾巴拍人们的靴子和桌腿。它是条忠实的笨狗，可是尼基丁受不了它，因为它有个习惯，总喜欢把头放在吃饭的人的膝盖上，用唾沫弄脏大家的裤子。尼基丁不止一回用刀柄打它的大额头，用手指头弹它的鼻子，骂它，抱怨它，可是任凭怎么样，也还是免不了让自己的裤子沾上污斑。
骑马闲游一番以后，茶啦，果酱啦，面包干啦，牛油啦，都显得很好吃了。他们默默地、津津有味地喝完第一杯茶，不过喝到第二杯，他们就吵起架来。每次喝茶和吃中饭，领头吵架的总是瓦丽雅。她已经二十三岁，长得俊俏，比玛纽霞好看，素来被人认为是这一家人中顶聪明、顶有教养的一个。
她的举止端正庄重，凡是在家里代替亡母地位的大女儿都有这样的气派。她既是这家里的女主人，就觉得有权利在客人面前穿着家常穿的短上衣走来走去，而且直呼那些军官的姓，把玛纽霞看成小姑娘，用女训导员的口气跟她谈话。她老是把自己叫做老处女，这就是说，她相信自己准嫁得出去。
每一回谈话，哪怕是讲到天气，她也一定把它引到争吵上去。她有一种嗜好，喜欢抓住别人的语病，揭穿别人的矛盾，在话里找茬儿。您刚跟她谈起什么事，她就盯着您的脸，忽然打断您的话说：“对不起，对不起，彼得罗夫，前天您讲的话可是刚好相反啊！”
要不然，她就讥讽地微笑着，说：“可是我瞧您是在鼓吹第三厅④的原则啊。那我该给您道喜了。”
要是您说句俏皮话，或者说句双关语，您就马上可以听到她的声音：“这是老套头！”或者说：“耍贫嘴！”要是军官说了句俏皮话，她就做出轻蔑的脸相，说：“丘八的俏皮话！”
她把“丘”字念得重，弄得穆希卡总要从椅子底下回她一声：“呜……汪汪汪……”这回喝茶的时候，争吵是从尼基丁讲起学校的考试开的头。
“对不起，谢尔盖·瓦西里奇，”瓦丽雅打断他的话说。
“您说什么学生觉得考试难。容我问您一句，这到底是谁的错呢？比方说，您叫八年级的学生做作文，题目是‘作为心理学家的普希金’。第一，不应该出这么难的题目，第二，普希金怎么能算是心理学家呢？是啊，讲到谢德林，或者，比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就不同了，可是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不是别的。”
“谢德林是一回事，普希金又是一回事，”尼基丁闷闷不乐地回答说。
“我知道，你们中学校的老师是不大看得起谢德林的，不过问题不在这儿。请您告诉我，普希金在哪方面可以算是心理学家呢？”
“难道您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心理学家吗？那好吧，我来给您举几个例子。”
尼基丁就朗诵了几段《奥涅金》⑤，然后又朗诵了几段《鲍里斯·戈都诺夫》⑥。
“我一点也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心理学，”瓦丽雅叹道。
“心理学家是那种描写人类灵魂细微变化的人，您念的那些却是优美的诗，不是别的。”
“我知道您要的心理学是什么！”尼基丁说，生气了。“您要的是别人拿钝锯子锯我的手指头，我呢，大喊大叫，这就是您所谓的心理学。”
“耍贫嘴！不过您还是没有对我证明为什么普希金是心理学家。”
每逢尼基丁因为反对他认为狭隘陈腐或者类似的见解而不得不争吵的时候，他照例从座位上猛的跳起来，两只手捧住头，哼哼唧唧，从房间的这一头跑到那一头。现在也是这个样子：他跳起来，两手捧住头，哼哼唧唧，绕着桌子兜了个圈子，随后在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军官们来给他撑腰。波梁斯基上尉开口向瓦丽雅担保说，普希金确实是心理学家，为要证明这一点，他还引了莱蒙托夫的两行诗。盖尔涅特中尉说，如果普希金不是心理学家，人们就不会在莫斯科为他立纪念像了。
“这是粗鄙！”这话从桌子的另一头传来。“我对总督就是这么说的：‘这是粗鄙，大人！’”“我不再争吵了！”尼基丁叫道，“这样吵下去没完没了！
够了！咳，给我滚开，这条脏狗！”他对把脑袋和爪子都放到他膝盖上来的索木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