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真糟糕！”他说，在一个灯柱旁边站住。
他猛的想到他所以不心疼那十二卢布，是因为那笔钱是他白白得来的。如果他是工人，那他就会明白每一个戈比的价值，就不会不在乎输赢。再者，他心想，就是他的全部幸福也完全是白白得来的，他没费什么气力，这幸福实际上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品，就跟药物对健康的人来说是奢侈品一样。要是他跟绝大多数的人那样老是为一块面包操心，为生存奋斗，要是他工作累得胸口和背脊疼痛，那么晚饭啦，温暖舒适的住所啦，家庭幸福啦，才会成为他生活中的必需品、奖赏，使生活变得美好、丰富多采；照眼前这样，那么，一切在他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
“唉，真糟糕！”他又说一遍，十分清楚地知道这种想法本身就已经是坏兆头。
等他走到家，玛尼雅已经睡在床上了。她呼吸平匀，脸上带着笑容，明明睡得很舒服。一只白猫躺在她身旁，蜷成一团，在打呼噜。尼基丁点亮蜡烛，开始吸烟，玛尼雅醒来了，一口气喝下一杯水。
“我吃了许多果子软糖，”她说，笑起来。“你到我家里去了吗？”她停了一停，问道。
“没有，我没去。”
尼基丁已经知道波梁斯基上尉（瓦丽雅最近在他身上寄托了很大希望）要调到西部的一省去，他已经在城里各处辞行，因此岳丈家里很沉闷。
“今天傍晚瓦丽雅来了一趟，”玛尼雅说，坐起来。“她什么也没说，可是从她脸上可以看出她多么难过，可怜的人！我非常不喜欢那个波梁斯基。他胖得肌肉松弛，一走路，一跳舞，他的腮帮子就哆嗦。……我绝不会挑中那种人。不过，我本来总当他是个正派人。”
“就是现在我也认为他是正派人，”尼基丁说。
“那他为什么对待瓦丽雅那么恶劣？”
“怎见得恶劣呢？”尼基丁问，开始气恼那只白猫，它正在伸懒腰，弓起背来。“据我所知，他并没求过婚，也没向她许过什么愿。”
“那他为什么常到我家里去？要是他不想跟她结婚，他就不应该去。”
尼基丁吹熄蜡烛，上了床。可是他不想睡，也不想躺着。
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又大又空，跟粮仓一样，有些特别的新思想好象阴影似的在里面游荡。他心想，除了那盏长明灯的柔光所照着的恬静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和那只猫平静、甜蜜地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小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世界。……他就忽然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一心想到那个世界走，在一个工厂或者什么大作坊里做工，或者去发表演说，去写文章，去出版书籍，去奔走呼号，去劳累，去受苦。……他需要一样东西来抓住他的全身心，使得他忘记自己，不关心个人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样地单调无味。他的脑海里忽然活生生地现出谢巴尔津那剃光胡子的模样，吃惊地对他说：“您连莱辛的书都没读过！您多么落后！上帝啊，您多么堕落！”
玛尼雅又起来喝水。他瞧着她的脖子，瞧着她的丰满的肩膀和**，想起当初那个准将在教堂里说过的那句话：“一朵美丽的鲜花。”
“美丽的鲜花，”他嘟哝了一句，笑起来。
他的笑声由床底下睡意蒙?€的穆希卡的吠声接应着：“呜……汪汪汪……”沉重的愤恨象一把冰凉的小锤子那样捣他的心。他有意对玛尼雅说句粗鲁的话，甚至想跳起来打她。他心跳起来。
“这么说来，”他抑制着自己的愤怒问。“当初我经常到你们家里去，我就非跟你结婚不可吗？”
“当然。这你自己十分清楚。”
“真是怪事。”
过了一分钟，他又说一遍：
“真是怪事。”
为了少说废话，为了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尼基丁就走进自己的书房，在长沙发上躺下来，也不垫个枕头。后来他又躺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
“简直是胡想！”他宽慰自己说。“你是教师，干的是顶高尚的职业。……你何必还要什么另外的世界？真是荒唐！”
可是他立刻很有把握地对自己说，他完全算不得教师，不过是个官僚罢了，跟那个教希腊语的捷克人一样庸碌无能。他从来没有当教师的志向，一点也不懂儿童教育，对它也从不发生兴趣。他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孩子才好，他不明白他所教的课的意义，也许简直没教对。已故的伊波里特·伊波里狄奇明显地愚笨，所有的同事和学生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都料得出他的作为；可是他尼基丁跟那个捷克人一样，善于掩盖自己的愚笨，巧妙地蒙哄大家，装出他的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样子。这些新想法使得尼基丁害怕。他竭力摆脱这种想法，称它们是傻念头，相信这全是因为他神经质的缘故，将来他会笑他自己的。
到第二天早晨，他果然笑自己神经质，骂自己是个娘们儿，可是他已经清楚地感到他的平静心境消失了，大概永远消失了。在这没抹泥灰的两层楼小房子里，要想幸福，在他已经不可能了。他领悟到幻想已经破灭，一种新的、不安定的、自觉的生活正在开始，这跟平静的心境和个人的幸福却不能并存。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在中学校的小教堂里碰见校长和同事。他觉得他们都仿佛在费尽心机遮盖自己的无知和对生活的不满。他自己为了不在他们面前露出自己的心慌意乱，就赔着笑脸，讲些废话。然后他到火车站去着邮车开来，再开走；他觉得剩下自己一个人，不必跟别人敷衍，心里倒痛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