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你们家里来住三天，”他说。“对不起，这以前我怎么也离不开莫斯科。”
“不好，不好，您把我们完全忘记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用好意的责备口气说。“Jamaisdemavie！”⑤他忽然说，同时打了个榧子。
他有一个习惯，常常在谈话的时候出乎对方的意外，用惊叹的形式说出一句与谈话毫不相干的话，同时弹指作声。他老是在模仿什么人；如果他转动眼珠，或者随随便便地把头发往后一甩，或者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那就是说，前一天他去过戏院或者参加过有人发表演说的宴会。现在他踩着碎步走路，膝盖也不弯，象个痛风病患者，大概也是在模仿什么人吧。
“您要知道，塔尼雅⑥不相信您会来，”娜杰日达说。“可是我和瓦丽雅都有预感。不知什么缘故，我知道您准会坐这班火车来。”
“Jamaisdemavie！”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又说一遍。
那两个女人在花园里露台上等着。十年前波德果陵（那时候他是一个穷大学生）教娜杰日达算术和历史，她家供他伙食和住宿；当时瓦丽雅是专科学校的学生，顺便在他这里学拉丁语。塔尼雅呢，那时候已经是个漂亮的成年姑娘，除了恋爱以外什么也不想，一心巴望爱情和幸福，热烈地巴望着，期待着她日夜梦想的求婚男子。现在她已经三十多岁，仍旧象从前那么漂亮，体面，穿一件宽大的罩衫，两条胳膊又白又胖，她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关心自己的两个小姑娘。她的脸上带着这样的一种神情：虽然眼下她在说话，微笑，可是她心里想着别的，她时时刻刻在保卫她的爱情和她对这种爱情的权利，如果有人要夺去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就随时会扑到这个敌人身上去。她爱得热烈，而且觉得自己同样被人热烈地爱着，可是忌妒和为孩子的忧虑经常折磨她，妨碍她感到幸福。
在露台上经过一场热闹的会晤以后，除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以外，大家都走到塔契雅娜的房间里去了。阳光隔着垂下的窗帘射不进来，房间里昏暗，弄得一大束玫瑰花象是同一种颜色了。波德果陵在窗子旁边一张旧圈椅上坐下来，娜杰日达坐在他脚边的一张矮凳上。他知道，除了现在他听到而且使他清晰地忆起往事的亲热的责备、打趣、欢笑以外，还会有关于借据和抵押契约的不愉快的谈话，这是没法避免的；于是，他思忖，也许还是现在就谈这些事好，不要再耽搁，赶快敷衍过去，然后就可以到花园里去透一下新鲜空气了。……“我们要不要先谈正事？”他说。“你们库兹明吉这儿有什么新闻吗？在丹麦王国万事如意吗？⑦”“我们的库兹明吉可不妙，”塔契雅娜回答说，悲伤地叹一口气。“唉，我们的事糟透了，糟透了，好象不可能再糟了，”她说，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们的庄园要卖掉了，拍卖预定在八月七日举行，已经在各处登了广告，买主纷纷到这儿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现在人人都有权利走进我的房间里来东张西望了。这在法律上也许是公平的，可是这却使我抱屈，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没有人给我们钱，也没有地方去借钱。一句话，可怕，可怕呀！我对您起誓，”她在房间中央站住，接着说，她的声音发颤，眼眶里迸出了泪水，“我凭一切神圣的东西，凭我孩子的幸福向您起誓，缺了库兹明吉我就活不下去！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这儿就是我的窝，要是有人把它从我手里夺走，那我就受不了，我会绝望得死掉。”
“我觉得，您把事情看得过于阴暗了，”波德果陵说。“什么事情都能对付过去。您的丈夫会找到工作，你们会走上新的轨道，按新的方式生活下去的。”
“您怎么能说这话！”塔契雅娜叫道；这时候她显得很漂亮，很有力量，她随时准备向任何打算夺走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窝的敌人扑过去的心情，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她的脸上，她的整个体态上。“什么新的生活！谢尔盖正在奔走，人家答应在乌法省或者彼尔姆省的某个地方给他找一个税务督察官的位子，我呢，随便哪儿都能去，哪怕西伯利亚也能去，我准备在那儿住上十年，二十年，不过，我得知道，迟早我仍旧会回到库兹明吉来。缺了库兹明吉我就活不成。活不成，而且也不愿意再活下去。不愿意！”她叫道，顿一下脚。
“您，米沙，是个律师，”瓦丽雅说，“您是个讼师。这事该怎么办，就该由您出个主意了。”
只有一个回答，既公平，又合理：“什么办法也没有，”可是波德果陵下不了决心照直说出口，就犹豫不决地小声嘟哝道：“是得考虑一下。……我要想一想。”
在他身上有两个人。他，作为律师，有的时候办粗俗的案子，在法庭上对待当事人态度傲慢，老是直率而尖锐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待朋友也毫不客气；然而在他个人的私生活里，在亲近的或者早已熟识的人们身边，他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体贴态度，他腼腆，容易动感情，不会直截了当地说话。他只要看到眼泪，不满的目光，做假，或者甚至难看的姿态，他就会缩成一团，手足无措。现在娜杰日达坐在他的脚边，他不喜欢她那裸露的脖子，这使他发窘，他甚至恨不得回家去。一年以前，有一次他在勃朗纳亚的一个女人那儿遇见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现在他在塔契雅娜面前觉得很不自在，好象他自己参与了她丈夫的背叛行为似的。这场关于库兹明吉的谈话使他非常为难。他习惯于让一切棘手的、不愉快的问题由法官们，或者由陪审员们，或者简单地由法律的某个条文去解决；如今问题提到他本人面前，要由他来作出决定，他就发慌了。
“米沙，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大家都喜欢您，把您看成自己人，”塔契雅娜接着说，“我老实跟您说：所有的希望都在您身上。看在上帝份上，请您指点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也许得递个呈文上去？也许把这个庄园转到娜嘉⑧或者瓦丽雅名下去，还不算迟？……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