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饭馆里吃了饭。五点一刻整我又回到了豌豆街。我从来是带着钥匙自己开门进屋的。除了马特廖莎以外没有一个人。她躺在小屋里用屏风挡着的母亲的床上，我看见她向外张望了一下；但是我佯装没看见。所有的窗子都开着。空气很暖和，甚至很热。我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坐到沙发上。直到最后一分钟，一切我都记得。我决定不先跟马特廖莎说话，我觉得这样做别有一番情趣。我等着，坐了整整一小时，突然她自己从屏风后面跳了出来。我听见她从床上跳下来，两只脚在地板上发出咚的一声，接着就听到相当快的脚步声，她站在我的房门口。她默默地望着我。在这四天或五天中（从那时起我一次也没有很近地见过她），她的确瘦了许多。她的面容憔悴了，脑袋大概还在发烧。眼睛变得大大的，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似乎带着一种隐隐约约的好奇心（我起先这么觉得）。我坐在长沙发的犄角上看着她，没有动弹。这时我又忽然感到一种憎恨。但是我很快发现她根本不怕我，说不定还处在一种谵妄状态。但是她并没有处在谵妄状态。她突然冲我频频点头，就像有人恨透了某人，向他不住点头一样，她突然向我举起自己的小拳头，站在原地，开始用拳头威胁我。在开头一刹那，我觉得这动作很可笑，但是紧接着我就受不了了。我站起来，向她挪近了点。她脸上充满在孩子的脸上不可能看到的那种绝望。她一直威胁地挥舞着她那小拳头，谴责地向我频频点头。我走近她，开始小心翼翼地劝她，但是我看到她听不懂，因为她忽然跟上回那样伸出两只手捂住了脸，走开了，站到窗口，背对着我。我撇下她，回到自己房间，也在窗口坐了下来。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不走开，而是仿佛等着什么似的留了下来。隔不多久，我又听见她急促的脚步声，她走出门外，走到外面的木头回廊，回廊上有楼梯可以下楼，我立刻跑到我的房门跟前，微微推开了门，还来得及窥见马特廖莎钻进紧挨着另一个地方的一个鸡窝似的非常小的储藏室。我脑子里倏忽闪过一个奇怪的想法。我关上门，又回到窗户旁。不用说，倏忽间闪过的想法不能信以为真；“但是，然而”……（一切我都记得。）
过了片刻，我看了看表，看见了时间。傍晚渐渐降临。我头上有一只苍蝇在嗡嗡叫，老停在我脸上。我捉住它，捏在两只手指里，放出了窗外。楼下院子里声音很大地驶进一辆大车。在院子一角的一扇窗户里还有一位裁缝师傅在大声唱着小曲（已经唱很久了）。他坐在窗口干活，我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我想到，既然我走进大门爬上楼梯时，谁也没有遇见我，那么我现在下楼，当然也不应当让任何人遇见，于是我把椅子从窗边挪开，接着拿起一本书，但是又把书撂下，开始望着洋绣球叶子上的一只很小的红蜘蛛，望出了神。直到最后一刹那，一切我都记得。
我突然掏出怀表。她出去后已经过了二十分钟。我的猜测似乎不无可能，但是我拿定主意再等一刻钟左右。我也想过，她会不会已经回来了呢？我听漏了也说不定？但这是不可能的：周围死一般寂静，连每只小苍蝇的嗡嗡叫声我都听得见。突然我的心开始怦怦地跳起来。我又掏出怀表：还差三分钟；我硬是坐过了这三分钟，虽然我的心跳得发疼。这时我站了起来，戴上了礼帽，扣上了大衣，环顾了一下房间：是不是一切仍旧在原来的位置上？有没有留下什么我曾经来过的痕迹？我又把椅子搬到它原来放的离窗户稍近一些的地方。最后，我轻轻开了门，用我的钥匙把门锁上，然后向小储藏室走去。储藏室的门虚掩着，但是没有闩上；我知道它也闩不上，但是我不想把它打开，而是踮起脚尖，开始向门缝里张望。就在我踮起脚尖的那一刹那，我想起了，当我坐在窗口，看着红蜘蛛，看得出神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会儿我将怎么踮起脚尖，眯起一只眼，窥视这门缝。我之所以在这里添上这细节，为的是我一定要证明，我当时的理智有多么清楚，多么沉着。我向门缝里张望了很久，可是里面黑黢黢的，但也不是黑得完全看不清。最后我终于看清了我想要看的东西……我要得到完全的证实。
我终于决定我可以走了，接着就下了楼。我没有碰见任何人。大约过了三小时，我们那帮人已经脱了外衣，坐在公寓里喝茶，在打一副旧牌，列比亚德金还朗诵了诗。大家谈天说地，好像凑趣似的，一切都妙趣横生，十分可笑，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傻喝傻玩。那天基里洛夫也来了。谁也没有喝酒，虽然桌上放着一瓶罗姆酒，但是只有列比亚德金一个人稍微喝了点。普罗霍尔·马洛夫说“只要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心满意足，不闷闷不乐，我们这帮人就肯定很开心，话也说得聪明有味”，这话我当时就记住了。
但是已经十一点钟光景了，住在豌豆街的那女房东派了一名扫院子家的小女孩跑了来，她来给我报信：马特廖莎上吊了。我跟这小女孩去了，看见了女房东，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派人来找我要干吗。她要死要活地又哭又嚎，乱成了一团，有许多人，还有警察。我在门厅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几乎没人来打扰我，只问了一些该问的问题。但是，除了这孩子有病，最近几天常常说胡话，因此我曾建议去请个医生来，由我出钱，此外我就什么情况也提供不出来了。警方还问过我丢小刀的事；我说，女房东用树条抽了她，但这也没什么。至于我晚上来过这事，则谁也不知道。关于法医检查后有何结果，我什么也没听说。
将近一周，我没有到那里去。后来早就埋葬了，我才去退房子。女房东仍旧哭哭啼啼，虽然她已经在忙活自己那些碎布头，跟过去一样在缝缝补补了。“我是因为您丢了那把小刀才打她的。”她对我说，但是并没有大的责备。我跟她结了账，借口是我现在没法在这样的房间里住下去了，也不便在这里接待尼娜·萨韦利耶芙娜。我俩分手时，她又把尼娜·萨韦利耶芙娜夸奖了一通。临走时，我在应付的房租外又多给了她五个卢布。
总之。那时我的日子过得很无聊，无聊得近乎百无聊赖。豌豆街上发生的事，在危险过去之后，我差点全忘了，就像忘了那时的一切一样，如果不算有个时期我还曾恼怒地想起，我当时也太胆小怕事了。我把自己的恼怒常常发泄到我所能发泄的人身上。也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无缘无故地异想天开，想用什么办法来摧残自己的生命，不过要尽可能让人感到恶心。大约一年前我就想开枪自杀，结果出现了更好的办法。有一回，我看着瘸腿的玛丽亚·季莫费耶芙娜·列比亚德金娜，那时她在贫民窟里给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当时她还没疯，但是简直像个成天价欢天喜地的白痴，而且在私底下发狂般爱上了我（这是我们的人跟踪打探出来的），我突然拿定主意要跟她结婚。斯塔夫罗金想跟这样一个下三烂的女人结婚，这想法使我感到很刺激。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成体统的了。但是，在我下这个决心的时候，是否有马特廖莎的事情发生后，我对我当时充满的那种卑鄙的怯懦感到愤怒，无意识地（自然是无意识地）掺杂其中，先不去说它。说真的，我不以为是这样；但是不管怎样，我之所以同她结婚不仅因为“醉后打赌”之故。我的证婚人是基里洛夫和当时恰好在彼得堡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最后，还有列比亚德金和普罗霍尔·马洛夫（现在死了）。此外就没有任何人知道了，而上述这些人则保证三缄其口。这沉默我一向觉得似乎很卑鄙，但是迄今为止它没有被破坏，虽然我也有意公之于众；现在我就趁机把这点也公开了。